━━━━━━━━━━━━━━━━━━━━━━━━━━━━━━━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十里丹青】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借力“湘勇”，威服群雄 曾国藩是文人出身，除非情况特殊，朝廷是不可能划出军队由他统领的，而太平天国反清浪潮则为曾国藩顺利地招兵买马找到了借口。鉴于清军累战不利，太平军气焰嚣张，清政府决定授权给那些地主阶级，让他们组建军队，平讨叛逆。借着这股东风，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皇帝的圣旨——下乡办团练。于是他回到湖南老家，开始着手组建“湘勇”。 由于是自筹粮饷，湘勇薪俸又远远高于绿营军，所以每个月曾国藩都要为银子发愁。起初办团练，他是依靠当地财团、富户以及自己常年积攒下的一点积蓄来完成的。到了后来，为了增强自身战斗力，湘勇数量越来越大，富商们也渐渐感到吃力了，抱着对这些友人的歉意，曾国藩诚惶诚恐地上书给皇帝，看看能不能从国库支出一部分银子来供养湘勇。执政者对于这个点子很不满意，但是为了稳住自己的江山，远在朝堂之上的国君还是发下了圣旨：地方政府要向协助剿匪的武装团练输饷，具体事宜视情况而定。落实到曾国藩，因他常年在江浙一带活动，那么他的“湘勇”就理应由两江总督主持输饷。 本来，“为湘勇输饷”是国家政策，但因触动了地方政府利益，很多地方官员就施展权术，能拖就拖，能不给就不给。很多时候，湘勇的军费开支都是曾国藩自己解决的。而必要的时候，就只能利用手中的武力来做文章，曾国藩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 1861年，太平军包围了杭州，太守王有龄是文人出身，自知敌不过太平军，连忙就近向手握重兵的曾国藩求援。但王有龄和曾国藩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他在输饷问题上很不合作，后来他写信给曾国藩请求援助。曾国藩派出的援军援军不慌不忙地在浙赣边界转悠了月余之后，才慢腾腾地开往杭州，等到楚军赶到的时候，杭州城已被太平军攻破。王有龄苦守数十天，弹尽粮绝，绝望之中服毒自尽。 关于救援杭州一事，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曾国藩从中作梗，虽然造成国家失城陷地，但是通过这次事件，他既打击了异己，又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自王有龄事件之后，虽然曾国藩还是一如既往地“温和”、“谦让”，但是所有人对他强硬的手腕都心领神会，于是很少有地方官僚再和曾国藩对着干了。 说到底，利用自己手中的军队来威吓、打击政敌，迫使对方心甘情愿地拜倒在自己脚下，就是曾国藩“王道”的体现。他利用手中军队的威慑力，为自己树立起了不可侵犯的权威，尽管他从来没有展示过自己的野心，或许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过自己当皇帝的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湘勇的势力越来越大，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对曾国藩俯首帖耳，甚至连皇帝都心惊胆战，更不用提那些唯唯诺诺的官僚朝臣了。可以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曾国藩的权势是超过了所有人的。客观来说，曾国藩的湘勇，在事业上主要为他解决了这几个重大问题，从而协助了他的“外推王道”。 1. 强权代表实权。在组建了自己的私人雇佣军之后，曾国藩实际上完成了由文官向“武”统帅过渡的演变。手中有兵，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攻击太平军，甚至可以和绿营军、满八旗进行周旋、讨价、抗衡。可以说，湘勇是曾国藩成功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持有军队与否，是引起曾国藩质变的关键。 2. 军队代表主动权。如果没有军队，政敌王有龄是不会也不可能委身向他求援的，救与不救，其实只在曾国藩的一句话。有了军队，曾国藩不光在攻击敌人时不用苦等朝廷分拨，而且在和同僚的暗战中也占据了主动权。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主动之后，外推王道也就顺理成章了。 假如当年曾国藩没有下定决心去组建属于自己的军队，他就不会威服群雄，就不会完成自己“外推王道”的政治目标，那么他的官场也不会那么顺利，他个人就不会取得那么高的历史地位。从一定角度上来说，无论当官还是做人，都是要有自己威严的，善良的人会得到大家的喜爱，那些有权势的善良之人更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服从，从而使自己的最终理想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可以说，曾国藩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他除了自身的个人修养非常高之外，还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才最终登堂入室，成为名垂海内的中兴四大名臣之首。 ☆、凝聚强人，为己所用 关于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人们有两种分法——一种是“曾、左、李、胡”，一种是“曾、左、李、彭”。但是无论后人怎么评判，四个人当中，李鸿章可以说是特殊人物了。虽说李鸿章一直称曾国藩为老师，但是青年时期的李鸿章年轻气盛，曾国藩知道，对于这样的人才不能一味宽护，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教育教育”的。 曾、李两人相差12岁，年龄差距不大，而李鸿章自负才气，有时候喜欢和老师对着干，在处理逃到王有龄门下的湘军将领李元度的问题上，两人就闹起了矛盾。曾国藩要上折子弹劾李元度，但是李鸿章坚决反对。曾国藩显得很生气，李鸿章再三恳请，而曾国藩就是不听。 “如果老师执意上折，那么学生告退了。” 听到这话，曾国藩眼皮也没抬，说出了两个字：“自便。” 李鸿章愤愤转出军门，离开祁门大营，不跟着曾国藩干了。 但是没有过多长时间，在胡林翼等人的劝说下，李鸿章又腆着脸回头拜访曾国藩。对于学生的悔悟，曾国藩“喜出望外”，他热情地接纳了李鸿章。一番嘘寒问暖之后，愧疚之中的李鸿章对于老师的宽容大度更加佩服，连老师请他吃饭，他也总是低着头。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顾及了李鸿章的感受，于是席间不断地向他请教军事、内政等要务，以此“抬高”李鸿章。经过这次欲擒故纵的表演，曾国藩算是彻底征服了李鸿章，从此之后，李鸿章就成了他的左膀右臂。满朝官员看到李鸿章对曾国藩恭恭敬敬，无形之中对曾国藩生出了一分敬畏。 而有“雪帅”之称的彭玉麟和曾国藩的关联就更大了，虽然他的名气不大，但是人品、修养却非常高。他率领的水师，和太平军作战的胜率可以达到七成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后世甚至有人将他视作“中国近代海军之父”。另外，由于彭玉麟不敛财、不爱官、不附权贵、用情专一、工于诗画，所以他在同僚之中评价很高，当朝统治者也对他青睐有加。为了吸纳这个人才，曾国藩几次三番地亲自前往拜谒彭玉麟，他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多次上门求访，风雨不避，拳拳之心溢于言表。第一次去拜会彭玉麟的时候，正赶上彭玉麟在家为母亲守丧，面对曾国藩的一片赤诚，彭玉麟虽然很感动，但他还是拒绝了对方的邀请。家母身故，三年丧期才守了一年，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的。曾国藩也顺着对方的意思称赞说：“先生孝心，光耀千古。”最终两人一一告别。 虽然曾国藩口头上也赞成彭玉麟居家守丧，但是实际上，他还是三番五次地往彭家跑，见着见不着，都要留下礼物或书信。好几次，曾国藩亲自携带礼物前去拜访彭玉麟的时候，天气都不好。据说有一次，在拜访彭玉麟的路上下起了大雨，曾国藩和他的几个随从都成了落汤鸡，作为一个传统文人，遍体湿透、狼狈不堪是很没面子的，但是曾国藩依然谈笑自若，彭玉麟终于被曾国藩的热心所打动，他向曾国藩深鞠一躬，从此以后鞍前马后从不言苦。 曾国藩最大的成就，既不是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也不是他搞洋务运动，他最大的功勋就是，在他的羽翼之下飞腾出了李鸿章、左宗棠等栋梁之才。如果没有他的学生李鸿章、乡党左宗棠、心腹彭玉麟、密友胡林翼等人从中协助，他是不可能取得那么高的历史地位的。曾国藩本身活的时间并不长，自他从平剿太平天国起义至退出政治舞台，能够把揽政事风云的时间也就是20余年，但是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于短短的20年。在他下台之后，李鸿章又继承了他的政治理想成为一把手，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曾国藩影响了近代中国50年！ ☆、刚柔并济，不靡不折 说起曾国藩的刚与柔，左宗棠最了解其中滋味。左宗棠脾气大、性子倔，从来都是直来直去，而曾国藩则恰恰相反，他为人谨慎小心，很少与人发生争执，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群星闪耀，而左宗棠却是和者甚少。在为人做官上面，曾国藩是软硬兼施，而硬脾气的左宗棠和他做了半辈子的死对头，最终败得很惨。 1864年7月，清军攻入了天京，太平天国起义的火焰被压了下去。义军主要将领如干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等都被清军捕获。这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曾国藩等人与太平军血战近十年，湘湖子弟死伤无数，他本人也是心力交瘁，天京城破，曾氏兄弟相拥而泣。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差点要了曾国藩的脑袋。 破城之后，曾国藩率军突入天王府，捉拿幼天王洪天贵福，但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那里早已经成了一片焦土，大堂之上僵卧着一具被烧得残缺不全的尸体，有人报告说，这就是首逆洪天贵福。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下令继续搜捕，另一面找人确认眼前这具尸体的真伪。清军将整个天京城翻了个遍，最终没有找到洪天贵福。既然如此，曾国藩便断定那具烧焦了的尸体就是洪天贵福本人。于是便将这个喜讯报了上去，说贼首“积薪自焚，畏罪自裁”。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悦，立即下令嘉奖各部，就在这时，左宗棠站了出来，他上言称幼天王并没有死，而是乔装打扮逃离了天京。 慈禧太后对此将信将疑，随后不久，又传出幼天王在湖州、广德之间活动的消息，于是慈禧下令，一定要严格彻查此事，曾国藩面临着一个“欺君罔上”的重罪。所谓兔死狗烹，太平天国灭亡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勇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此时，慈禧集团最急需考虑的就是曾国藩过于膨胀的势力问题。可以预见，左宗棠的这一纸状书，直接将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弄不好就会落得个株连九族、无人收尸的下场。曾氏兄弟急得满头大汗，整夜都睡不着觉，即便一点点风吹草动，也会让他们寝食难安。慈禧沉吟数日，在杀与不杀之间进行权衡，最终还是觉得，单单靠一件幼天王的事，就处死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曾国藩定会激起变故，还是喘口气吧。就这样，曾国藩逃过一劫。 经过幼天王这件事之后，曾国藩和左宗棠彻底闹僵了，从此以后8年时间里，两人再无关联，左宗棠主要在地方做官，曾国藩则一直留在京师，两人碰面机会不多，就算见了面也装作看不见。当时曾国藩门下很多人纷纷对他进言，回头应好好收拾左宗棠，虽然曾国藩自己也对左宗棠的落井下石很不满意，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而每当别人提起左宗棠的时候，他也总是缄口不言。曾国藩对左宗棠如此，而左宗棠对曾国藩就另当别论了，左宗棠在外做官，每一次接见下属或客人的时候，总是不忘记痛骂曾国藩，言辞激烈，火气十足，甚至还说曾国藩回家守孝是对朝廷不忠。 可以说，曾国藩在处理自己和左宗棠的矛盾时，是“柔”字当头的，但是同时也包含着绵延不尽的“硬度”，总体说来，是以柔为主，刚直为辅。 1.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柔”。八年来，他从来没有和对方发生过一次正面冲突，即使有很多人从中挑拨、教唆，曾国藩也一样是端坐不动，不予理会。一时的宽容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对于微小的冒犯，大家也都能一笑了之，但是像曾国藩这样忍让左宗棠八年、不去理会可能导致自己株连九族的“幼天王事件”，真算得上是一“柔”到底。这种绵延不绝的阴柔不单单为曾国藩赢得了好名声，而且最终折服了死要面子的左宗棠，他不但主动寄信问候，还在曾国藩死后真心奉上挽联，以示哀悼。 2.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刚”。在这八年时间里，曾国藩从来都没有正眼朝左宗棠那里瞧过，他也丝毫没有想要“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向对方求和。因为他知道，作为人臣，还是他曾国藩一方独大的。可以断言，如果左宗棠不给曾国藩写信，那么他们二人之间是永远不可能再有联系的，这是曾国藩心中的那股傲气所带来的，这种强硬的气质最终迫使左宗棠主动写信通好。表面上看来，曾国藩一直都是退避谦让的，但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向对方妥协过，他凭借自身的威慑力，刚柔并进终于征服了倔强的左宗棠。可以说，他的“刚”是非常隐秘的，正是这种沉默的“不让步”，最终等到了左宗棠的“让步”。在晚清时代，能让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后退致敬的，也只有曾国藩一人。 ☆、急流勇退，中庸保身 在对抗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可以说是立下了“不世之功”，慈禧太后也对他评价很高，另眼相看。后来清军攻克了天京城，保住了清政府岌岌可危的江山，曾国藩的个人影响力在这一期间达到了顶峰，统治者在额手称庆的时候，同样也忧心忡忡。曾国藩手握重兵，立了大功，假如他想再进一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变成第二个洪秀全。于是，慈禧一面在宫中摆酒庆贺，一边密令心腹南下去查探曾国藩和湘勇的一举一动。 对于这样的事，曾国藩自己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他从攻破天京城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寻找明哲保身的办法，城内的硝烟渐渐散去了，曾国藩心中的风浪却没有停息。他想起了从前勾践杀文种、朱元璋火烧庆功楼的故事，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他必须有所作为。造反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为了证明自己并无结党营私、收买人心的念头，曾国藩选择了屠城。 经过这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曾国藩想要借此给自己脸上“抹黑”，他的用意也非常明显，就是想用血腥的屠杀告诉朝廷，自己不会拉拢百姓，是对大清忠心耿耿的一个家奴。很快便有人知道了湘勇大肆剽掠，于是对慈禧说：“天京城内堆满了金银财宝，果真富庶一方。”听到这个消息，慈禧还是蛮感兴趣的，常年打仗，又对外赔款，国库空虚，如果真像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天京城是堆放着金山银海，那还挺不错。于是朝廷发下圣旨，令曾国藩将天京城内“大批金银封存，上缴国库，以备拨用”。 实际上，太平天国高层穷奢极欲，肆意享受，天京城内早已是一片荒芜了，而洪秀全则是吃草染病死掉的，哪里还有什么金山银海呢！但是此时曾国藩知道，就算自己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他赶紧招来湘勇心腹成员商议对策。 一大堆人七嘴八舌讨论了半天，但这都不是曾国藩的本意，他连夜写了奏折，对“封存太平天国金银”一事进行了澄清，还一边向太后建议“裁撤湘勇”。 “裁军”这个话题算是点到了痛处，慈禧太后很快就回复了曾国藩，表示同意。不光如此，她还抓住“幼天王”和李秀成的事紧紧不放，表面上要追究曾国藩的责任，实际上是进一步敦促曾国藩立即解散湘勇。看上去战争结束了，大家笙歌艳舞，把酒言欢，其实背地里早已是暗流涌动、波翻浪打。随着僧格林沁率领数万蒙古铁骑南下，进驻在天京城外，情势危急到了极致。 很快，曾国藩发布文告，声称“祸乱已定，天下承平”，而湘勇是“暮气已深”，依理进行裁撤。就在这一天时间里，十余万湘勇全部遣散还乡，曾国藩也等于是自行交出了兵权。看到曾国藩手里没有了军队，慈禧太后才算松了一口气。她以朝廷的名义加曾国藩“太子太保”、晋“一等毅勇侯”，曾国荃受封太子少保、一等威毅伯。在清朝官员品级当中，太子太保属于从一品，太子少保属于正二品，而曾国藩早在17年前就官至二品，所以太保对于他来说并不稀罕，但是这个“一等毅勇侯”可就相当难得了。 按照“公、侯、伯、子、男”排序，“侯”属于第二位，但是在清朝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外姓人能做到“公爵”这个位子上。因此可以说，曾国藩已经享受到了汉人的最高待遇。而且，“公、侯、伯”三位都是超品的，也就是凌驾于九品十八级之上了。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曾国藩进驻天京之后约法三章、军民不扰，那么朝廷会不会怀疑他收买人心、阴谋造反呢？他给自己找茬的做法，一夜之间害死了数万无辜百姓，因此民间骂声四起，提起曾国藩的名号，江淮小儿不敢夜哭。明地里曾国藩是朝廷重臣、国家栋梁，但是暗地里，很多百姓都恨不能生食其肉，他们将他叫做曾屠夫、曾剃头，哪里还愿意追随着曾国藩造反呢？曾国藩为求自保给自己添上了不光彩的一笔，虽丑化了自己，但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统治者的疑虑，虽然这个化解的过程太过血腥与残忍。 现在人们回望那段历史的时候，可能只看到曾国藩消灭了太平军，得了高官厚禄，受到慈禧太后亲切接见，可曾想过，只在一念之间，他也有可能在慈禧的一声令下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呢？ ☆、死局博弈，临危不乱 什么叫死局？就是一件事情俨然已经相当难以处理，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而变成僵局。局已死，便是无力回天。当人们面临重大困难时，往往会六神无主、惊慌不知所措，在困难面前变得气馁不安、浑然无力。而当事情变得更加危急，成为了死局时，大多数人更是会一蹶不振，甚至彻底放弃、坐以待毙。而有胆识有作为的官员却不会这样，因为人生几十载困苦无数，其经历的一波波的风浪已经成功造就了他的坚强，正如李鸿章这样的人。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时代正好是清朝末年，那个时候的清朝已从康乾盛世中衰败下来，再没有了从前的强大富饶。当时的朝廷腐败不堪，贫苦百姓在衣不得暖、饭不得饱的情况下纷纷起义，而随着中西方接触的愈加频繁，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看中了中国这块诱人的蛋糕，纷纷拿起刀叉，蜂拥而来抢夺蚕食。他们船坚炮利，清政府没有任何还击之力。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历史大背景下，清朝风雨飘摇。统治者们有的浑浑噩噩，殊不知灾难的来临，有的即使能够看清现状，也只是抱紧双臂，大喊“呜呼哀哉”，而没有任何作为。可就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样的死局当中，李鸿章为了清朝的复兴，他倾尽全力，攘外安内，兴办洋务，发展经济，以自己的忠诚和才智与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博弈。 为了报效朝廷，李鸿章虽是一介书生，却毅然投身戎马、挥师行伍之间。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他创立了所谓的“拜上帝教”，喊着“有福同享、有田同耕”的口号，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天堂——太平天国。他的呼吁得到了穷苦百姓的响应，纷纷揭竿而起，并且与清军进行了一场场或大或小的战役，且大败八旗和绿营，俨然有燎原之势。当时在位的清帝是咸丰，这个突然崛起的农民政权让他坐立不安。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形势十分危急，而清政府在长江下游地区再无精兵。眼看无计可施，已成死局，然而此时李鸿章却积极与曾国藩商议，并临危受命，在上海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淮军。 1862年（同治元年）2月，淮军正式宣告成立，摆在李鸿章面前的第一个考验便是要守住上海并图谋发展。当时太平军在南方大举进攻，而由当地官绅所组建的“中外会防局”却依赖于外国雇佣军，他们认为只有外国人的军队才能真正抵御住太平军的进攻，所以根本瞧不起新组建的淮军。面对着外界猜疑的眼光和不信任的态度，李鸿章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在困难面前他有着自己的思想，他曾这样说道：“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他认为，想要得到别人的重视和认可，那么最好的做法就是勇于作战，并且取得胜利。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之后，淮军在李鸿章的领导下，经历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并且成功地守住了上海，平安地度过了这次危机。 从他的思想和他的担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李鸿章绝非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无能之辈，而是善于务实、踏实实干、独立自强的能吏，也正是这样的品格使得他官运亨通，直至成为位高权重的极品大员。从他的话语中，我们还能够看出他的自信。可见，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情，特别是大事，首先需要拥有很强的自信心，而李鸿章成功守卫上海的事例就告诉了我们，树立良好的心态和拥有充分的自信的重要性。在面对危机，特别是看似死局的时候，能够做到临危不乱而心思冷静地处理问题，是给成功解决困难的希望所在。 此外，李鸿章敢于在绝境、死局中博弈，主要得益于他的坚忍不拔，有主见，有远见，临危不乱，更得益于他坚持学习。以建军为例，淮军的组建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需要不断地研究形势，夜以继日地学习行伍之理。可以说，李鸿章在建军的过程中四处相访，广结各路团练，辛苦劳累可想而知，而坚持、不放弃的信念一直留存在他的心中。也正是这样，才使得他完成了人生的蜕变，从一个只能持笔著书的翰林编修变为了一位能够领兵作战、驰骋疆场的一品大吏。 李鸿章的为官之道，其一便是在昏黑一片的死棋局中敢于博弈，这体现出其做官的大智慧，也正是这样的为官之道，使得他被慈禧赞为“再造玄黄”之人，位列公侯。但是，想像他一样在死局中走活棋子，需要为官者拥有务实、自信、冷静、坚持的特质，也只有真正懂得并具备了如此品质的人，才能习得李鸿章的为官智慧，掌握其为官之道。 ☆、独具慧眼，抢占主动 李鸿章从政四十载，之所以能够取得官拜直隶总督之职，实基于他在宦海沉浮中独具慧眼，在官场的竞争中抢占主动。 李鸿章能够成为权倾朝野的全权大臣，与他从政初期的抉择有十分重大的关系。道光三十年，李鸿章顺利进入翰林院从事编修。翰林院主要掌管文史修撰和草拟朝廷诏制，这里是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而在内任职者则被称为翰林。可以说，进入了翰林院，就等于成为了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之一。 本来李鸿章是意气风发、壮志满怀且想要按照传统的官途逐步走上辉煌之路的，但世事无常，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席卷了中华大地，从此也改变了李鸿章的世界和生活。太平天国运动在洪秀全的带领下，以广西金田为起点，迅速在清朝的土地上蔓延开来。咸丰帝急下诏书，令江南江北各地官员组织团练进行 “剿匪”。当时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被调往安徽助剿，他认为李鸿章很有才华，于是便上书奏请携李鸿章一同前往。此时轮到李鸿章抉择了，是选择留在翰林院伏案著书，还是跨马挥鞭，奔赴杀声震天的战场呢？此时的李鸿章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认为，内忧当前，朝廷需要更多的有志之士奔赴前线，为国之基石的稳固抛头颅、洒热血。在独具慧眼地权衡了轻重利弊之后，志向远大的李鸿章毅然决定投身烽火狼烟。然而，最初的“剿匪”战斗并不一帆风顺，其中存在许多的波折，李鸿章甚至还险成了太平军的刀下鬼。直到他结识了自己的恩师——曾国藩，并投效到他的麾下，他的为官之路终于拨开乌云见天日，从此大放异彩。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命李鸿章招募新兵援沪，李鸿章欣然答应，而这支新组建的淮勇之军，便是淮军的雏形。李鸿章也正是因为拥有了它，令今后的岁月里屡立战功。在一次次的战役中，淮军打出了自己的军威和声望，李鸿章也凭借着手中的兵权，逐渐地得到了朝廷上层的认可和倚重。在曾国藩遣散湘军后，李鸿章更是吸收了湘军的实力，独自撑起一片天，从此叱咤风云，手握将相二权，大刀阔斧地经营起伟大的事业。 李鸿章的成功应该说是必然而绝非偶然的，因为他能够独具慧眼地识清事轻事重，别的文官只想着自己的一桌一砚千篇书，埋头苦干做学问，李鸿章却觉得放弃书卷，扛起刀枪来得更实在。因为那时大敌当前，刀枪能杀敌，书本则无甚用。李鸿章为官的大智慧——慧眼识轻重、辨主次使得他在文武之间选择了弃文从武，这个选择让他在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淮军，从此在仕途的竞争中处处抢占主动权，从此官路大开。那么，李鸿章又是怎样抢占得官场主动的呢？ 1. 把握时代特征。清末农民起义铺天盖地，特别是太平天国的战车，所过之处所向披靡，大清岌岌可危。战争的爆发使清政府更需要能够带兵打仗的可用之才，与只能够伏案著书、耍笔杆子的文臣相比，哪个前途无量？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李鸿章意识到了这个趋势，从而弃笔投戎，最终不负众望——立天下，官威播中外。 2. 培养独到眼光。眼光锐利之人，一眼便看透世事轻重主次，本质走向，于万千翰林之中，独出了一个李鸿章，可谓是文能治国，武可安邦。官途坦坦，众望之所归。虽然曾国藩也出身翰林，可他从军并非自愿，实为无奈。与其相比，李鸿章是欣然而往，命运为自身所把握，眼光之毒辣，可见一斑。 3. 练就精准手段。眼准手不准，于事无补，虽看得清世事轻重，更要及时行动。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机会转瞬即逝。当李鸿章听说可与好友一同回乡组团练剿匪时，他并无过多犹豫，下手既准又稳。他一生为官皆是如此，虽然沉浮不断，却从未溃败。 ☆、张弛有度，忍辱负重 大丈夫立世，立于朝廷，自当能屈能伸。也就是说，行走于官场之中，既要能够行事果断、处事强硬，也要学会暂时服软、避开锋芒。那些思维僵化的官员虽刚直有余，但不懂策略，不知变通，这样是走不长远的。而那些懂得屈伸之法的人就不同了，在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反抗的时候，不妨主动示弱，暂避其锋，俗话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存了自己，就会有希望。在李鸿章看来，那些服软的人看似很没骨气，可实际上，向别人示弱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这同样需要勇气，有时候，能够忍辱负重的人才更值得敬佩。比如西汉名将韩信有过胯下之辱、越王勾践更是卧薪尝胆十年才报得大仇等，难道说这些能屈能伸的人不是大丈夫吗？ 慈禧是典型的即时享乐主义者，八国联军撤退后，慈禧回鸾京城，眼望着断壁残垣的圆明园，她想着要将其再修一遍，但修园需要银子，而国库已经亏空，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银子。李鸿章和一干王公大臣集体反对，她这才作罢。罢是罢了，修园的想法却在她心里打转。1886年，慈禧终于开口了，她说自己准备结束垂帘听政，想建个花园以“颐养天年”。这个想法一出，李鸿章心里自然是恼得很，私下里表示反对。他认为，国家现如今正处于存亡危急之时，有银子也应该花在国家、军队的建设上，怎么能够拿来满足于娱乐享受呢？况且现在国库空虚，想要筹钱，谈何容易啊！可有人为了邀宠，便大力附和吹捧，他就是新统领海军衙门不久的醇亲王奕環。并且他还以恢复在颐和园昆明湖水军操演的旧制为名目，提议重新修葺原名为清漪园的颐和园。这个想法与慈禧一拍即合，她于是下旨修园，而经费自然由海军买单了。 这下可苦了李鸿章，他才是海军实际上的“总司令”，让海军的腰包大出血，那不是割他的肉吗？最终耽误的还不是北洋舰队的发展！可偏偏慈禧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借口要在昆明湖训练水军并进行检阅，可谓是巧立名目到家了。另外慈禧这次也是发了狠劲儿，上次想修园让一干大臣给推掉，这回说什么也得达成愿望。李鸿章再三劝谏仍是无用，反而碰了一鼻子的灰，他思前想后，若是此时再去触碰皇太后的底线，恐怕自己的日子也到头了，与其以卵击石，倒不如妥协来得实在，大丈夫能伸亦能屈，这样至少能够保存实力，以备将来之患，于是他最终也只得依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大清能够缺了这个王爷，那个贝勒，却不能没有李中堂。想要用自己的脊梁和双肩支撑大清这栋将倾之广厦，李鸿章就得留住性命，以报国家。 人之官途，一生坎坷无数，可谓是上上下下、沉沉浮浮。李鸿章自有一句话：“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据统计，李鸿章从政四十载，曾遭遇过800多次弹劾。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应该能创造中国甚至世界吉尼斯纪录了吧。换了谁能够受得了如此的命运变迁呢？可李鸿章就是打不垮、泡不软、锤不烂、推不倒，这就需要做官的大智慧——能屈能伸，懂得妥协。而要习得此智慧，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1. 掌握官场虚实。能屈能伸自是好事，可也得知道何时该屈何时该伸。李鸿章此人有一大优点，不仅做人，为官也一样受用，那就是与人沟通。不论是否与自己有过节的官员，他都经常和其沟通。多多沟通、联络感情的好处就是能够随时知道官场的动向，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立即知悉。这样，何时屈何时伸就一目了然了。 2. 了解主人秉性。李鸿章的主人是谁？主要就是慈禧。李鸿章从政四十载，和慈禧打交道那是家常便饭。常伴君王左右，自然应该摸清主子的脾气，知道说什么话主子生气，主子的底线又在哪，等等。只要心里有了尺度，该妥协时就妥协，那么万事都能逢凶化吉。 3. 锻炼真才实学。李鸿章为什么能够屹立官场不倒呢？因为他有真才实学。其实李鸿章是不得宠的，可慈禧还得指望他。因为满臣已丧，唯有李鸿章等几个汉臣能担当大任。所以即使被打压、被诬陷，只要服个软，照旧能够官复原职。 有了上述做法，李鸿章才运用了其为官的大智慧——可张可驰，能屈能伸，从而在政坛上叱咤风云四十载。 ☆、磨炼忍性，养精蓄锐 为官之道在历代人物身上都有很明确的记载和讲述，其中明代著名的第一任首辅大臣张居正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明代三朝元老，其做官经验堪称老练和精湛。 张居正在嘉靖二十六年，也就是他23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并开始入朝为官，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明代的翰林院是专门培养国家人才的地方，在这里只要踏实工作并好好地把握住机会，日后被重用的机会很大。张居正就这样被选拔进入了翰林院，等候进入未来的大官场。 张居正在翰林院的时候，大量拜读历朝历代的规章制度和为官之道，他还曾经给一些王爷和皇子讲过一些学问，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不少上层的高贵人员，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官权之争的现象。 在张居正为皇子和王爷讲学的时候，前来求教最多的是裕王爷。裕王爷是嘉靖皇帝的第二个儿子，当时太子已经去世，因此裕王爷就成为了皇位的继承人，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裕王爷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即隆庆皇帝。隆庆皇帝一上台就把昔日贴身的大臣张居正提拔了上来，张居正也就按部就班地进入内阁，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内阁大臣。 张居正的官位看似上升得既快又顺利，但这期间并不坦荡与顺利，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才走上这条大道的。在进入内阁以前，他根本没有做过官，更不懂得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当时嘉靖皇帝沉迷于道术，不理政事，内阁首辅是严嵩，而严嵩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极具野心，对权力的欲望非常强烈，其在朝中的地位十分坚固。张居正曾经想过要向皇上奏明自己的改革，但是他的奏折根本没有引起皇上的重视，有严嵩在朝中把关，他的改革很难实现。在遭遇到挫折之后，他准备回老家休养一段时间。暂时离开官场，并不是因为他厌倦了官场的生活，也不是他的抱负被严嵩彻底地打垮了，而是他决定要厚积薄发，因为他明白，要想在朝廷中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就必须要忍。 在故乡江陵的日子里，他看到了百姓的疾苦，感受到了田赋不均是造成百姓们饥寒交迫的根源，而要想改变这一切就必须要进行改革。但是他首先要做的是磨炼自己的心智，厚积薄发，养精蓄锐，等待重回官场的时刻。待他重新回到朝中，回到翰林院，他决定向自己的老师徐阶学习“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的策略。徐阶是嘉靖初年状元，才华横溢、智勇双全，后来慢慢地当上了朝中的次辅大臣。至于首辅，自然就是严嵩了。严嵩心狠手辣，在朝中排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权威。与严嵩一起在朝为官，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得罪严嵩，两者相安无事，这足以说明徐阶在政治官场中的智慧和手段是何其精明和老练，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忍”。 在这样一位老师的带领下，张居正渐渐地学会了该怎样在朝中以“忍”做官。后来张居正去了国子监，与高拱一起掌管国子监。张居正和高拱都是徐阶一手提拔上来的，当时张居正和高拱都对严嵩在政治上的阴谋而感到憎恶，并时刻想要揭露严嵩的阴谋，但是徐阶多次提醒他们要学会“忍”，只有做到了“忍”才能够积蓄自己的力量，最终推翻严嵩。张居正看到了老师徐阶的成功，他认为应该做一个像徐阶一样的官，于是他便和老师徐阶一样，处处“忍”，事事“忍”，随时随遇而安，相机而动，从不冲动。 徐阶十分器重张居正这一得意门生，更十分欣赏张居正的才华，因此推荐张居正去裕王府当裕王爷的讲师。其实当时在王府里当一名讲师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官场为官的人很少去做一名讲师，因为这样的官职基本没有上升的机会。但是张居正却去了，因为徐阶和张居正都认为，裕王爷很可能会继承皇位，一旦裕王爷继承了皇位，那么张居正的这个位子就非比寻常了，张居正认同这个观点，于是他甘愿去裕王府当一名讲师，这也是他磨炼忍性的重要体现。 果不出徐阶和张居正所料，后来裕王爷真的继承了皇位，就是隆庆皇帝，张居正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内阁，做起了内阁大臣。此时严嵩已经倒台，徐阶水到渠成地代替严嵩成为了首辅大臣，权倾整个朝廷。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为官这条道路上，磨炼忍性、锻炼心智是每一个为官者所必须承受的，做官就要像张居正那样磨炼忍性、养精蓄锐、能屈能伸，方能成就大作为。 ☆、外粗内细，胸藏睿智 左宗棠在战场上春风得意，实际上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遇见他，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满口湖南土话、固执偏激的矮胖子竟是一个屡战屡胜的军事奇才。 平日里的左宗棠闲散惯了，在长沙做幕宾的时候，遇到一点小事就会大吵大闹，后来位高权重了，还是不时开口骂人。而被骂的也都是朝廷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闲暇的时候，如果有人想和他聊聊，用不了几句，他就会把话题引到曾国藩、李鸿章身上，继而破口大骂，完全没有国家栋梁的姿态。 初次拜访左宗棠的人都会有疑问，那就是这个无度量的人，是怎么带兵打仗的？他凭什么把自己和诸葛亮相提并论？又是如何在险象环生的官场中破风斩浪、屹立不倒？ 在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地方乡绅潘季玉因公事来到总督府拜谒。两人初次见面，互通礼节，之后看茶问座，聊了几句潘季玉的家乡，说着说着，左宗棠就把话题引到曾国藩身上去了。潘季玉想汇报工作，终究是插不上嘴。而潘季玉人微言轻，不敢造次，只能顺着左宗棠的意思。这一天的好时光就被左宗棠骂过去了，见天色已晚，潘季玉只好起身告辞。 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潘季玉没有办完公事，但是等不及了，只好回家。 回到家乡，乡民前来打探，潘季玉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地说：“总督大人丝毫没有一点做官的样子，他只会痛骂他人，有辱斯文。” 随即又有人问起左宗棠的模样，潘季玉描述说：“矮矮胖胖，挺个大肚子，还一口方言，而且穿着不讲究，俨然像山间老农。” 平日里的左宗棠也确实如此，乍看去，他没有读书人的气质，更没有朝廷重臣应有的城府。如果把他放到田野乡间，他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犟得像牛一样的老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固执偏激、又稍显木讷的农夫，却胸藏睿智，屡屡在关键时刻展示出自己卓越的才华。 新疆地处偏远，朝廷管制不严，这就给部分心怀叵测之徒带来可乘之机，阿古柏趁清政府受困于东南海防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试图分裂新疆。他一面扩充军队，另一面和英国、土耳其交好，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随着土耳其苏丹册封阿古柏，新疆局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是，朝廷对是否出兵收回新疆，还存在疑虑。以李鸿章为首者认为新疆属化外之地，千里无人烟，收回来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反而要破费一大笔银子，倒不如将这些钱用给东南海军的建设，这样还可以抵御外敌。然而左宗棠却主张收复新疆，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 于是，左宗棠出兵西北，但进军的速度却很慢。在顺利收复北疆之后，天气渐渐凉了下来，他下令修整大军。结果一连五个月，清军都没有向敌军发过一枪一弹，面对清军的无作为，新疆叛军也渐渐失去了警惕。此时，左宗棠看准这一时机，命令部将刘锦堂发动突袭。于是清军趁着夜色，跨过快干枯了的护城河，在大雾之中来到敌军城下，并竖起战旗整装待战，而城内的敌军却被这从天而降的清军吓得乱作一团。两军一交战，叛军就像鸟兽般散了。左宗棠连战连捷，如果光计算交战时间，那么他从新疆北部一直打到西藏边界，只用了9个月时间。 可以说，外粗内细是左宗棠为官的一个智慧。左宗棠平日里口无遮拦，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一个办大事的人。而这样做，首先降低了对方的心理防范。可以说，左宗棠的表现无意之间保护了自己，很多人都在等着看他自生自灭而不去主动攻击他，而最终等到左宗棠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想要再动手，已经不可能了。或许左宗棠本身就是这么一种性格，但是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战术上的误打误撞。 由此看来，左宗棠总是在无关紧要的时候显得散漫随性，甚至有时候看上去还很无能，但实际上他是外粗内细、胸藏睿智，每到关键时刻，他从来都是不避水火、临危不乱，最终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为自己打下了常胜将军的名号，同时也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收敛锋芒，以退为进 在历史上，那些咄咄逼人的为官者大多不会落得好下场，因为功高震主、聪明外露、结交广泛的臣子等，他们往往会被送上断头台。而左宗棠能在官场上保持长盛不衰，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既有外粗内细的智慧，又有恰到好处地收敛锋芒、以退为进让自己“失败”、赢在最后的心机。 关于“曾左失和”，学界也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左宗棠和曾国藩联手上演了一出双簧，摒除了慈禧太后对于二人的猜疑。 在正史中，人们一直以为，左宗棠和曾国藩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在当初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曾左二人为满清王朝立下了大功，自1864年太平军覆灭之后，曾国藩回到京城做官，而左宗棠在外统兵。慈禧太后最担心的就是，曾左两人内外勾结、联手作战，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她的江山也就保不住了。 就在此时，曾国藩和左宗棠爆出了严重的矛盾，先是左宗棠上折子，狠狠参了曾国藩一本，随即两人八年间互不往来。慈禧太后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从此高枕无忧了。这里且不论曾国藩是否真的有参与其中，但是最终的结果确实是慈禧太后最愿意看到的，两虎相争，就从一定意义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她心中的忧虑消失了，那么拿曾国藩、左宗棠开刀的想法也就打消了。 统治者在向强权示威之时，最擅长的方法就是剥夺权臣的实力，从力量上分化他们，而左宗棠身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按照当时的势头，左宗棠如果继续依靠曾国藩这座大山，那么朝堂之上就会出现“将相和”的局面，慈禧就会想方设法地给他们制造矛盾，找各种理由处罚他们。但是如果看到左宗棠和曾国藩闹个不停，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领导者还有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削山头、搞平衡。如果一方强势且脱离自己控制范围之外了，那么就可以再培养一个实力和他相当的人来互相牵制。本着这一原则，慈禧理所当然地要出手扶助左宗棠了。于是在曾国藩官运亨通的时候，左宗棠也跟着一路走高，只要曾国藩加官，左宗棠就有晋爵的机会。当然，要想成为统治者眼中的红人，是需要一定本事的，自身素质不够硬，就算左宗棠再痛恨曾国藩，慈禧也是不会将他拉出来好生培养的。 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十来年，左宗棠也深深知道，朝廷对于曾国藩的使用，是有很大疑虑的，自己和曾国藩站在一边，虽然可以从一定意义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得到曾国藩的支持，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最有可能将两人一起送上断头台。为了明哲保身，他和朝中最具有实力的大臣断绝了关系，削弱了自己的官场势力网，摒除了慈禧的猜疑，做到了保本不赔。随后，慈禧为了打压曾国藩的势头，还一心提拔左宗棠，这就等于是左宗棠自己大赚了一笔。在整个事件当中，左宗棠的选择，其实是“一石三鸟”的，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好处，大家相安无事，其乐融融。 1. 保全了自己和曾国藩的性命。曾左失和，虽然从形式上削弱了双方的势力，但却打消了慈禧太后的顾忌，解除了自己对于朝廷的威胁，最终两人都能够功成身退。 2. 保证了慈禧太后的强权。完成不世之功后，曾国藩功高震主，左宗棠其实也是不遑多让，汉人势力在这一段时间里空前膨胀，而与之相对的是，满洲贵族日益衰落且苟延残喘。因此慈禧太后觉察出自己手中权力的流失，面对这些新兴崛起的汉人势力，她感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然而，左宗棠这一招“不与人合”却成功地打击了慈禧太后最为担忧的曾国藩，从形式上保证了慈禧太后的独裁并得到了她的赏识。 3. 凸显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在最关键的时刻，左宗棠敢于和曾国藩唱对台戏，这在讨好慈禧太后的同时，也大大地提升了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在曾国藩最为得意的时刻，能站出来说“不”的，也就只有左宗棠了。而这给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开始注意这个楚地才子的一举一动，继而不断地提拔他，刻意将左宗棠的势力放到了与曾国藩一样的水平线上，也可以说这是慈禧太后为了牵制曾国藩而所做的必然选择。 可以说，左宗棠用两个人的“失败”，换取了三方面的胜利，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大家各取所需，完美地达成了一个共赢的局面。 ☆、上谋伐心，不战而胜 身在官场，就会时刻面对一些同僚倾轧，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而只有想方设法把站在自己头上的人扳倒，自己才能成功上位。在官场博弈中，最为致命的便是攻心战。简单来说，打心理战成本低、效果好，并且还不伤面子，所以在文人中十分流行。 究其一生，左宗棠在朝中结下的对头还真是不少，大到曾国藩、李鸿章，小到宫中不入流的太监，他都为图口舌之快，得罪了一通。也有很多人想要整倒他，但是一方面，慈禧太后说过“三十年不准参左”，另一方面，左宗棠自己也是善于和人打心理战的。他打心理战时总是喜欢揭人短，这样就会让那些跃跃欲试的人羞愧难当，直到黯然退场了。 左宗棠脾气火爆，个性憨直且容易较真。巡查广东的时候，左宗棠还弹劾了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说起来，郭嵩焘原本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两家还有姻亲关系，但是左宗棠的一纸状书将郭嵩焘直接从巡抚的位子上拽了下来，从此两人势同水火，不相往来。 后来，左宗棠得知消息说，郭嵩焘打算要上书参他，当时左宗棠已经是老病缠身了，他也不想再和自己的亲家斗个没完没了，于是就想找郭嵩焘好好聊聊，把这个事“私了”。他知道郭嵩焘有着传统文人的倔脾气，只要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因此左宗棠知道要想避免这风波，就需要从心理上瓦解对方。如果硬碰硬，上去再痛骂郭嵩焘一顿或者直接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弹劾自己，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于是左宗棠决定请郭嵩焘到自己家里做客，大家联络感情。 其实，左宗棠使用的计策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使用的第一个计策显得非常不择手段，是将郭嵩焘在任广东巡抚时，因刻意讨好洋人被人们骂为汉奸的事提出，直指隐处和痛处，直说得郭嵩焘灰头灰脑，低首不语。 二是拿双方的家庭说事。因为左宗棠和郭嵩焘原本就是儿女亲家，左宗棠没有发迹之前，郭嵩焘对他十分照顾，往日恩情加上血亲关系，直说得郭嵩焘默然深思。随后左宗棠又摆了一桌酒菜，席间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间也不知道两人说了哪些话，到了最后，郭嵩焘的状也没有告，折子当天夜里就被他扔到火炉里去了。 左宗棠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弹劾之时，很巧妙地利用了心理战，他先是极力地贬低对方，用“汉奸”这个词来刺激郭嵩焘的心理防线。虽然郭嵩焘本人确实没有当汉奸，但是人言可畏，郭嵩焘对于自己这个名号，还是很忌讳的。这算是左宗棠压低对方心理防线的第一步，算是打了人一巴掌。 而左宗棠第二步就是联络感情，发动感情攻势。他对郭嵩焘大谈旧日情，最后还请人喝酒吃饭，算是给了人一颗红枣。再加上左宗棠本身的政治地位是远远高于郭嵩焘的，所以左宗棠的胡萝卜加大棒，顺利地化解了这次危机。其实说到底，以左宗棠的行事作风，他也没有什么问题可被人指责的，更何况慈禧太后还有“三十年不许参左”的命令。所以从本质上说，左宗棠是不怕郭嵩焘弹劾的，他只是希望在年老的时候，尽量化解自己和郭嵩焘的矛盾，也算是表达一番歉意了。 正所谓官场相争，上谋伐心，这才是最理想的一个境界。大家不动刀枪，不撕破脸。假如左宗棠没有对郭嵩焘展开心理战术，那么郭嵩焘很可能就会赌气将折子上报给朝廷，而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慈禧太后会拿郭嵩焘开刀问罪，到时左宗棠坑害亲家的罪名就出来了，那么他在朝中也就没办法混了。其实很多时候，做人做官都需要动点心思的。只要在心理战上取得了优势，那么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少了外部烦恼，官路自然也就顺畅多了。 ☆、保持距离，避免祸端 张之洞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在官场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和发展，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洋务运动的后殿。可以说，张之洞凭借着超强的长远眼光和开明的思想，为近代的思想意识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在那个政治动荡、险恶非常的清末政治官场上，光是清政府内部的矛盾，即慈禧太后与光绪之间的矛盾就闹得整个朝廷分为两大派别，在政治上的想法达不到一致，从而产生激烈的争议。因此，在明争暗斗的两个权力中心周围的那些官员随时都有丢掉乌纱帽的危险，稍有差池也将面临着被处决的可能，而身处在这个大旋涡里面的清朝官员们个个都担惊受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小心谨慎、察言观色地行事。在这个动乱的大时代的背景之下，张之洞还能做到处变不惊，而且还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是与他拥有“保持距离、避免祸端”的独特做官智慧分不开的。 在官场上，张之洞可谓是比较顺利的。1863年的时候，张之洞中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又任山西巡抚，之后又陆续任职过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并在兴办洋务和实业以及教育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得肯定和承认在官场上张之洞具有精练的为官之术。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当时康有为主张兴办强学会，推行维新，并开办了《中外纪闻》。当时强学会的开办取得了一些大臣的支持和赞助，其中最重要的两位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当时张之洞支持康有为等人维新改革，因此被康有为等人称为顾全大局、通权达变的“今世大贤”。后来张之洞还积极地拿出资金支持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开设强学会，并表示自己想做维新党的领头人，跟随维新党，并联合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创办《强学报》等。虽然在这期间他通过资金以及各种方式支持帮助维新党成立强学会并且支持自己的同僚加入强学会，但张之洞却婉拒了康有为将他的名字列在强学会之内。这种行为足以表明张之洞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他时刻为自己留有余地。 张之洞之所以会支持强学会，是因为他认为维新党的思想十分先进，要想使清廷摆脱这种落后的状态，维新变法是一个正确的方式。但是他拒绝加入强学会的理由便是他有长远的眼光，他看到了当时整个清廷的大环境，他认为光绪和慈禧太后这两个派别的争斗，最终胜利者还很难预料，但凭借他的眼光认为慈禧太后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的机会更大，为了不让自己陷入整个旋涡，他只能与康有为的强学会保持距离，做好退路，以免引祸上身。 果不其然，朝廷中保守派的力量始终是太过强大，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下令强行封闭强学会，由此《中外纪闻》等强学会刊物也随之被查禁。此时的张之洞马上遵守慈禧太后的旨意立即解散了上海的强学会，并且公开宣布《强学报》停刊，但是代表洋务派的张之洞还是继续和维新派进行合作，创办了新刊《时务报》。虽然张之洞还没有和维新派划清十分明确的界限，但是介于自己在官场的地位和声望，他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给自己留有退路。 直到后来百日维新之后，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尚未成熟的维新派被慈禧太后的魔爪镇压了下来。此时张之洞发现情势的变化，尽力地去除自己曾经与维新派密切交往的痕迹，极力地与维新派划清了界限，以免引祸上身。 可以说，在为官之道上，划清界限并保持距离有时候是十分必要的一种做法和方式，因为，在任何朝代或者社会，所谓的官场都不会有清澈的时候，要想在这个庞大杂乱的官场里面生存下去，就要时刻想着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以免惹祸上身。 ☆、平衡关系，如鱼得水 张之洞的一生都与仕途分不开，而且他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里几乎经历了所有的大事件，尤其是他在官场上的最后20年，也正是清朝发生变局的年代。然而在这关键的20年间，张之洞却经历了官场上的辉煌时刻。在此期间，他的官场之路非常坦荡，这其中有张之洞在性格上的谨慎和严谨，加上他那圆滑和不可预测的城府，都使他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但更重要的一点便是他懂得在官场中平衡关系，能够掌握权术和使用权术，并且发挥到极致，这才是他在官场上能够如鱼得水的根源。 在官场中，张之洞一直在进行着平衡关系，对此他有着自己的主张规则。 首先，作为一名官员，要想平衡好各方关系需要具备一个好的心态。官场虽然没有战场那样血腥，但是却和战场一样残酷和无情，官场上你死我活的竞争更多的是体现在暗地里，随时都会迸发出暗箭和激流。而好的心态对于为官是很有帮助的，张之洞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好心态，才让他在官场中处事不慌、有条不紊。 其次，要平衡好自己与上级之间关系。众所周知，在清末，做官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一名上层官员对属下进行提拔也是因为属下能够给上层官员带来利益。对上层官员死心塌地的忠诚，也是因为上层官员能够给属下带来好处，因此两者互相配合才能达到平衡，一旦有一方出现了差异，那么这个平衡就持续不下去，其中的利益也就会分裂。所以张之洞明白慈禧太后提拔他的原因，同时也明白应该怎么做。张之洞在官场中的做事原则就是不损害上层的利益，极力地维护他与上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最后，要准确适当地协调好同僚之间和下层之间的关系。张之洞凭借他多年做官的经验，懂得做官一定要注重外部环境，要尽量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要处理好与自己同级或者下层官员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了这些关系，就不会阻碍自己在工作上的开展，对自己做官来讲也就显得较为容易了。 此外，张之洞有着极深的城府和睿智，他清楚地明白官场上的残酷和无情，因此他每次都努力地去把握住官场的潜规则，显然张之洞这种对权术的掌控和官场规则的婉转使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非常顺利地走下去。 张之洞对权术这个官场规则的领悟并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他在做官的这条道路上不但对官场上的规则掌握得非常熟练，还特别注重大局，以大局为重。当初，张之洞和袁世凯都同时编练新军，而这两支新军也成了当时清政府最强大的两支军事力量。这两支新军的力量都很强大，但掌控这两支新军的统帅的意识差别很大。袁世凯把自己的北洋新军看得极其重要，走到哪里都带着这支军队，以至于后来开始争权夺势，并且搞起了军队政治作风。而张之洞则大不相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的力量也很强大，当他被调往京城任职军机大臣的时候，他的军队并没有被他带走，他一个兵都没带，把这支军队继续留在了湖北。 通过这个事件说明，袁世凯是一个有野心的军人，他编练出的这支强大的军队，是积蓄自己的力量，为他日后争权夺势奠定基础，而张之洞则完全不同，张之洞编练新军主要是为了朝廷国家，他想到的是顾全大局，他认为要想让国家富强，就需要组建自己强大的新军队。另外，张之洞处处小心，他不想让朝廷的人知道他是一个争夺权力的人，因为军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掌控着军队，别人就会惧他三分，但是也会引起上层建筑的不满，从而容易牵扯到自己的名声和官位。因此，他离开湖北的时候没有带走一个兵。可以说，袁世凯在这方面更重视的是个人的力量，而张之洞则更注重国家大局，因此，张之洞更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和器重。 在官场中，张之洞凭借着能够把握平衡上下左右之间各种微妙的关系而得到了自己的利益，又根据国家的大局势轻松地玩转了整个官场的规则，从而赢得了自己仕途上的顺利发展和成功。 ☆、找准靠山，左右逢源 一个一无所知的学生可以通过老师的谆谆教诲成为知识渊博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通过“朝中人”的提携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其实，“大名鼎鼎”的和珅就是依靠找准靠山而步入仕途发家的。 和珅原名善保，满洲正红旗人，钮钴禄氏。和珅有才，记忆力显著，精通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而他之所以能够身兼数职并非他有超凡的才能，而是因为他擅长揣摩圣意，迎合君旨。钮钴禄氏在清朝虽是一个大姓，但和珅的父亲却并非大官，只是一名武官，并且为人正直、做官清廉。和珅的母亲去世早，继母对和珅兄弟并不好，而且父亲的俸禄虽足够每月的开销，但却难以积攒下多少财富。所以，和珅的童年生活并不是无忧无虑的，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和珅极其好学，因为他想要出人头地也只有科举仕途这一条路。然而，他却没能高中状元，甚至连乡试都没有考过，只是一名秀才。但在这之前他却得到了当朝红人——英廉的赏识。英廉是乾隆时期颇得乾隆赏识、青睐的一位权臣。英廉有一个令他十分疼爱的孙女，他想要为孙女找一个如意郎君，当他看到才智机敏、年轻俊朗的和珅后便相中了他。虽然和珅当时家境贫苦也没有功名在身，但英廉还是独具慧眼挑中了他。英廉就是和珅的第一个靠山。 原本和珅可以反复参加科举，直到高中。或许到时会有一官半职，不过在朝中无人的情况下恐怕一生也难以出人头地。然而，自从有了英廉这个靠山之后情况却大大不同了。英廉是一个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人，他深知为官之道。等和珅成为了他的孙女婿后，他自然会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和珅，并且提供适当的机会。而和珅从小的生活使得他做事圆滑、性格灵巧，也因此讨得英廉的欢心。可以说，无论是从个人赏识还是从孙女的未来来看，英廉都会为和珅的仕途铺平一条宽广的大路，这就是找准靠山的好处。 从和珅的一路仕途甚至官职的升迁中不难看出英廉在其中所作出的努力。和珅的第一个握有实权的官职是户部侍郎，而当时的户部尚书正是他的太岳父英廉。后和珅晋升为户部尚书时，英廉已经升任大学士。这其中的关系不难看出二人官职的联系。其实，在和珅乡试不中之后，英廉便立刻推荐他放弃考试，选择了满族子弟补充大内侍卫的方式来进入官场，接近圣上。英廉毕竟是深谙为官之道的大臣，对于整个清朝重武轻文的传统十分了解，所以他知道身为有世袭爵位的满族子弟，并非一定要走科举的途径。这就是靠山的优势，能够了解到内部的信息，分析出通往成功最佳的路途。通过英廉的帮助，23岁的和珅很快便候补了一个三等侍卫的职位，自此和珅有了接触乾隆皇帝的机会，同时这也为他在乾隆面前展示才华提供了平台。 然而和珅知道，英廉虽然是自己的靠山，但想要飞黄腾达，英廉这个靠山的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他想要寻找更大权势的靠山，于是乾隆皇帝便成了和珅的目标。一次偶然的机会，乾隆摆驾出宫，在仓促间侍卫们却找不到了“黄盖”，乾隆帝不禁大怒，高声喝问找不到的原因。但侍卫们都人人自危，没人敢说话，此时只有和珅说道：“典守者难辞其咎。”发怒的乾隆抬头间却见到了一个俊朗儒雅的后生，不禁怒气顿消，询问起和珅。经过一番交谈，乾隆对眼前长相俊美的和珅很是喜欢。而得到了天下掌权人的喜欢，和珅的前途自然宽广，外加和珅善于察言观色，能够猜中乾隆的心思，很快他便得到了乾隆的提拔，从此扶摇直上。 和珅深知自己的荣辱与乾隆帝息息相关，所以他的脑袋中装的都是如何示好乾隆帝，如何讨得乾隆帝的欢心。曾有一次在庙堂中，纪晓岚与和珅在乾隆帝前对对子。纪晓岚出的上联是“四方台，台四方，四方四方朝四方”。和珅对不出，看到乾隆帝却是灵机一动，将上联改成“四方台，台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之后，对出的下联是“万岁爷，爷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此联一出便立刻将乾隆帝逗笑了。可见，和珅无时无刻都能歌功颂德，并且事实证明和珅在乾隆帝这座靠山下，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真正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勤恳办事，幽默风趣 如果做官只是依靠对主子的阿谀奉承就可以封赏，那么，即使可以受宠一时不可能受宠一世。而自从和珅在乾隆心中留下印象直到乾隆羽化归西，和珅都一直处于无上的荣耀之中，所以和珅并非一无是处的“马屁之辈”，想要保持自己的官位，还是要依靠真本事的。所以和珅从未放弃过学习，对于军国大事也能为乾隆帝出谋划策。 和珅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有无尽的钱财收入囊中，那是因为大清国经过康熙帝、雍正帝以及乾隆帝前期的励精图治，使得国富民强。所以他知道保证自己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进账的同时，也要保证大清国国运昌盛，因此他也懂得为乾隆帝分忧，为国效力。所以在一些政事上，和珅也表现得认真踏实。在贪污腐败之余，也要做出几件让乾隆帝称赞的事情，这也是和珅在乾隆帝生前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乾隆年间中原已定，台湾也早已归降，虽无大的战事，但小内乱却间而有之。在乾隆中后期，数次较大型用兵中都能看到和珅的影子，当然战事是被和珅看作能够大捞钱财的机遇，而每次用兵都能够得胜而回，这与当时的清朝八旗的战斗力脱不开关系，但也不能说与和珅的能力没有关系。历次用兵，和珅或亲赴前线督战，或负责全部军队的后勤供给，或为乾隆出谋划策，为争取胜利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另《清史列传》中有记载，乾隆二十五年，“京城米价昂贵，各铺户囤积居奇”，导致京城米价飞速上涨，这正是当年的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京城百姓一度吃不起米，不禁叫苦连天。和珅在了解情况之后，知道此事若不能尽快解决，传到乾隆帝耳朵中定会责怪，于是主动上书与皇帝商议对策，并建议乾隆帝下旨，勒令粮商存货不得超过五十石，否则充公问罪。如此一来，粮商争相将囤积的米卖出，谁也不想白白地让官府查了去，到时可是血本无归。很快市场秩序就趋于良好，和珅又主张将查获的六万多石粮食或降价出售或开设粥厂。如此施行虽然引起了各大商户以及一些在其中谋求暴利的王公大臣的反对，但却获得了乾隆帝、刘墉等为民请愿的好官以及京城百姓的拥护。百姓呼声，自然也传进了乾隆的耳朵。这无疑为和珅的政绩添上了浓重一笔。 和珅知道乾隆帝整日都生活在紫禁城中，然而，紫禁城虽大却不能与宫外相比，所以和珅经常将市井中的趣闻挑选出来讲给乾隆帝听，以博得龙颜一笑，而这与乾隆帝和刘墉、纪晓岚等诗词歌赋或对对子的乐趣不同。有自知之明的和珅知道自己才学不如刘墉、纪晓岚，他只能利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来博取乾隆帝的欢心。 一次乾隆帝由众大臣陪同来到和珅家中游玩，看到亭上“竹苞”二字写得遒劲饱满，便问和珅是何人执笔。和珅见有众多大臣在场，便得意洋洋地说道乃是纪晓岚执笔，取“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之意。乾隆帝盯着看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说道：“纪昀倒有点意思，这二字用于这里意境倒是不错的，不过只怕他是别有用意啊。你再看看，可否看出其中的玄机？”在乾隆身边的大臣中自有才智机敏之人，但都不敢言语，而和珅左看右看却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只能求助于乾隆帝。最后乾隆说道：“纪昀是在变着法地骂你呢，‘竹苞’二字拆开来不就是‘个个草包’么？”和珅恍然大悟，却并不恼怒，说道：“皇上英明，可见纪昀虽有才气也只能蒙骗我而已，还是难逃圣上法眼。奴才的园亭能博得皇上一笑，实在是奴才的荣幸。”即使在这个出丑的时候，和珅也不惜贬低自己以求得皇上的开心，可见为博皇帝一笑真是下足了工夫。乾隆帝受了和珅的奉承便如沐春风，不禁在众大臣面前夸奖和珅一番，以遮盖和珅被辱。“纪昀有才气，和珅有雅量。私下里开开文字玩笑无伤大雅，还望今后能够齐心协力为朝廷出力才是。”可见和珅的这一招还是十分管用的。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和珅自然懂得其中的道理，所以他为了能够在乾隆帝心中的位置不被别人取代，尽力地揣摩皇帝的心意，在任何角度都能够奉承乾隆帝。 和珅不仅能够奉承乾隆帝，将其伺候得舒舒服服，在关键时刻还能为皇帝分忧，在处理国家大事上解决一些问题。这便是和珅与以往历史中的弄臣、奸臣不同的地方，所以和珅在乾隆帝时期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显赫地位。 ☆、天道忌满，有缺方全 曾国藩做人，也一直刻意让自己的人生存在一些缺憾，他不会让自己的人生完美无缺。因为在他眼中，有缺憾的人生才是最完整的。也就是说，他追求的是一个精神上的完美。于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在物质方面，他放弃了一些东西，就像我们所说的，有“缺”方“全”。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如果顺顺利利，日子过得太舒服，就会在思想上产生麻痹，在往后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也会产生思维惰性，直接将以前的成功经验拿来生搬硬套，长此以往，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没有丝毫的好处。而且，太过顺利的人往往傲慢偏执，对待自己的下属、同僚都会很不友好，这在曾国藩看来，是绝对不能忍受的。在攻破天京城之后，朝中流言四起，议论纷纷，曾国藩为了消灾避祸，也为了达成自己力挽狂澜、功成身退的人生追求，他劝说弟弟曾国荃弃官回家。 然而，曾国荃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曾家已有两兄弟都死在了战场上，他自己也是为了朝廷而出生入死，如今皇帝要干这卸磨杀驴的事，他怎么能服气？曾国藩静下心来安抚了弟弟一番，最终两人交出了实权。虽然没有了权力，但是这样的生活也乐得自在，大家相安无事，也还不错。 对于曾国藩来说，他就是认准了这样一个道理，凡事不可能尽善尽美，如果一定要让生活沿着自己的方式来演进的话，往往会适得其反。曾家兄弟为朝廷做了很大的贡献，保住了爱新觉罗氏的江山，那么得到丰厚的回报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皇帝保住龙椅，功臣封妻荫子，这才是最圆满的。但是实际上，很少有这样完美的事情。在曾国藩看来，保住了皇帝的江山，然后自己再得到一个看似并不完美的回报才是最好的自保方式。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而在人格方面，他们一直付出而不求回报。在曾国藩自己看来也是无上光荣的，也只有这样，他才会有名垂青史的为官资本。 众所周知，曾国藩信奉孔孟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老庄的“阴阳极变”理论，他知道月满则亏，日中则昃，如果将一件事情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件事本身就会变味。曾家为清朝立下了不世之功，已经到了隐退山林的时候，如果继续下去，就毫无疑问地动摇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曾国藩是不愿意从一个功臣变成罪人的，而“进为天子解忧，退为朝廷祛祸”是他终身所要追求的境界。即使这个过程会伤害到自己的利益，让他自身去独饮苦酒，曾国藩也是没有一丝一毫怨言的。 从一定的角度讲，曾国藩的“忌满”追求的是一种缺憾美，付出与回报没有对等，而这种“不对称美”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他本人的悲剧性。然而这样的人却更能引起百姓的尊重与同情，从而获得一个更高的历史地位。因此，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家，不是他真的对物质世界无欲无求，而是他所需要的东西恰恰只存在于精神上。 ☆、拙诚示人，消灾避祸 一般来说，人们对于那些看起来忠厚老实的人，很少会产生敌意。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不显山露水，如果不是清末乱世，或许曾国藩根本就达不到那么高的地位，也正是他为人做事有着拙诚的技巧，才为他消灾免祸，才使他一路顺风顺水。 “拙诚”二字，一方面是说这个人天赋不高，学东西比较慢；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人待人诚恳实在，没有心机。总之，这样的人是非常招人待见的。说曾国藩拙诚，主要是他为人厚道，待人诚恳而实在，即使他在最辉煌的时候，也是秉持着这种品德。 论个人资质，曾国藩是比不上左宗棠的，论读书做学问，他又不如翁同龢。很多人认为，在满朝文武当中，曾国藩的智力只能算中等水平。据说，曾国藩在还没有考取功名之前，曾经秉烛夜读，当时有一小偷窜进了他家，潜在房梁上躲着，就等曾国藩睡着之后再下来窃取财物。然而等了好久，曾国藩还是将手头那篇文章翻来覆去地读。最后那个小偷着急了，从房梁上跳下来，大声说道：“你这种水平，还读什么书！”继而将书中内容背了一遍而扬长而去。 后来，这一事件成了当时同僚们暗中讥讽曾国藩的把柄。但是实际上，这还是有很多疑点的。首先，人说曾国藩资质不高是相对于他本人取得的成就而言的，如果没有过人的智慧，他是考不上进士，也不能在十年里连升七级，所以说，如说曾国藩用功读一篇好的文章还是可信的，若说他看一篇文章都很费力，这本身就存在很大疑问。足以说明，这个故事是曾国藩同僚杜撰的。 故事为什么会在朝中大臣们之间流传，也许曾国藩喜欢和需要这样的故事传播，因为曾国藩本人要为自己制造一个“拙”的形象。有了一个“拙”的形象，慈禧太后以及大臣们才会少一分对他的猜疑，才会对他坦诚相待，才会对他放心。换个角度说，即使曾国藩听到这个假的故事，也不会去为了自己的面子而遏制谣传，因为这样的流言对于他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曾国藩的“拙诚”，还主要体现在他平时的说话方式和走路姿势之上。但凡和曾国藩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曾国藩说话的语速、走路都很慢之外，还给人一种驽钝的感觉。从曾国藩本身来说，他是希望自己三思而后行的，所以在说话办事上，就略显拖沓、不干脆。他自己也告诫儿子们说：“在与人答话的时候要先思考一下再说，切忌抢话，这样才能显得你的话落地有声，中规中矩。” 细细剖开来看，曾国藩本人是想要让自己做得言行谨慎、滴水不漏的，但在旁人眼中看来，这个人是愚钝、缺乏智慧的。可以说，语速慢、走路慢让曾国藩受益匪浅，他要的就是一个效果。 ☆、冷庙烧香，意外收获 在“借势”、“借力”方面，同样是要有所选择的，而如何在“借力”方面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就成了关键。毫无疑问，“借力”也是需要成本的，那么如何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呢？其实，“冷庙烧香”便是一个好方法。 “借力”之前，是需要有所投入的，胡雪岩对王有龄的投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冷庙烧香”的例子。起初王有龄受人白眼，穷途末路，可以算作一个冷庙，根本无人去烧香，而胡雪岩送的五百两银子，就相当于一炷点燃的香。通常，在人声鼎沸的寺庙里，主持、堂主们是没有工夫去搭理谁捐了多少功德钱，谁给菩萨上供了多少灯油的，因为这样的人络绎不绝，天天都有，就算和尚有心记住那些施主，恐怕他们也没有能力将对方完全记住。而恰恰相反，正是那些没有人去的小庙，才会对自己的顾主万般欢迎，推心置腹。 经过十几年的打拼，胡雪岩明白，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如果想要借助别人的势力，就必须先给人家一些好处，而在投资的时候，正是那些脆弱的神经最容易被感动，这就是所谓的冷庙烧香。 相对而言，冷庙烧香是有着很大的感情优势：那些香火不断的宝刹，有的可以是日进斗金，每天收取香火钱二百两银子，单纯一个香客捐助了一百文钱，根本就不值一提，和尚们也根本不会注意到那个捐一百文的香客；而对比冷庙，它每天收到的捐助少得可怜，只有一百文钱，那么这里的和尚会对每一个施主都牢记在心，感激涕零。可以说，胡雪岩在王有龄最无助的时候伸手拉了一把，这样，他在王有龄眼里就成了“恩公”式的人物。假设一下，如果王有龄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家子弟，那么他对胡雪岩的五百两银子，是根本不会正眼瞧一瞧的。 当然，冷庙烧香，说到底还是求得一个“意外收获”。然而，投资给没有人气的冷庙，本身就是一种赌博，保不准头天扔钱进去，第二天寺里和尚就还俗了，所以说，给冷庙烧香是存在很大风险的。所谓高回报高风险，说得俗气一点，胡雪岩投资给王有龄，希望王有龄以后成了事可以“借力”，对这种事，赔了正常，赚了只能是一个意外。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代商圣敏锐的眼光，只是胡雪岩这一次的做法实在太冒险，他后来不也被逐出钱庄了吗？不过，胡雪岩这一次赌得大，运气也足够好，取得最终的意外收获也在情理之中。 机会和机遇都是创造出来的，不过，这要看你有没有创造机会和机遇的心机和智慧，有没有能抓住机会、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机会、机遇的眼光和能力。“创造、抓住、利用机会”高度统一，必获冷庙烧香之价值。 ☆、以退为进，欲擒故纵 诸葛亮作为一代智慧谋臣的典型，自然是计谋层出不穷，在他一生所用的众多谋略中，他曾多次使用以退为进的策略，这让他在危险的时候能够化险为夷，在与对手斗智斗勇的时候能够克敌制胜，在自己失意时能够重整旗鼓，再掌大权。 诸葛亮一生英明神算，但并不代表他没有犯错误的时候。诸葛亮北伐一出祁山时，面对着马谡的主动请缨，他并没有意识到应该选派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将领带兵，而是真的让马谡担任了先锋。马谡虽熟读兵法，但他的缺点也在于此，那就是理论思想占据主导而忽视实际情况。最终蜀国战败，痛失街亭。诸葛亮智者千虑，但仍有一疏。在战争的失利和用人的失当面前，他的“军师丞相”的威望也会同时受到削弱和质疑。此时，诸葛亮若是一味强硬，将马谡作为替罪羊一杀了之，把自己洗脱干净，那么定然会在日后受到他人的鄙夷和批评。于是，他便用到了以退为进的处事技巧，他对主公和下属们主动承认错误，说是自己不知道愚贤，用人不当，以致战事失利，并且自己甘愿连降三级，让君臣上下共同监督自己。这样的态度一出，将失败的主要责任扛在自己的肩上，无疑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人格形象。君臣自上而下因为他的态度良好而颇为感动，不但没有认为他无能，反而更加敬佩和信任他了。 其实失败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自己怎么处理失败。诸葛亮就很好地运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承认错误，这样一来，本来应该被别人怀疑和指责的他反而更加令人敬佩和信任了，权力也能够更快地重掌于手。可见，这就是“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力量。 在马谡失街亭后，魏国十五万大军在司马懿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杀来。这个时候，诸葛亮身边力量十分空虚，没有一员大将，连军队也只有可怜的两千五百人。大家对敌人的到来感到非常害怕，甚至想到了弃城而走。但诸葛亮在这种危急关头却保持镇定，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也就是古今传诵的“空城计”。其实，空城计也可以说是诸葛亮的一种技巧，而这种技巧便是“以退为进，欲擒故纵”。首先，诸葛亮命令手下，让他们把自己城池里的旌旗全部都收起来，并且兵士们也不许进城出城随便走动，还不许大声喧哗，如果有违抗命令的，就立即斩首。此外，诸葛亮又命人打开四方城门，每一座城门前都分派二十名士兵扮作普通百姓，在街道上洒水打扫。而诸葛亮则披氅戴巾，左右各站一小童，一童手擎宝剑，另一童手持拂尘，在城头燃香抚琴而弹，等待着司马懿大军的到来。 果然，不多时，前方烟尘滚滚，魏军先锋赶到了城下，看见这种阵势，都摸不着头脑，不敢进城，于是急忙向司马懿报信。司马懿起初不信，便令三军停止前进，待自己扬鞭奔到城前一望，果不其然，只见诸葛亮端坐于台上，笑容可掬，面色镇定，正在那里弄琴焚香呢。左右书童也是宝剑、拂尘在手，神秘兮兮。司马懿又左右环顾，发现城门前二十来个百姓在旁若无人地打扫街道。这一切看起来都太奇怪了，司马懿心中疑惑不已，唯恐诸葛亮有什么计策。思前想后，司马懿认为城中必然有诈，定是诸葛亮设下了圈套埋伏让自己跳，于是急令撤军。就这样，诸葛亮以一座看似神秘的空城吓退了司马懿十五万大军。 在生死存亡之际，本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可诸葛亮凭借着自己的机敏，巧用智谋，又一次化险为夷。他用的便是以退为进的技巧。在当时的情况下，如若以正常手段，带领自己手下两千五百兵士与司马懿十五万大军拼死相抗，结果可想而知，必然是全军覆没，兵败被俘。与其负隅顽抗，不如退一步，主动打开城门，“欢迎敌军入城”。而多疑的司马懿看到这种反常的举动，正好中计，认为必定有诈，必有伏兵，吓得立刻引军而去。 ☆、先发制人，抢占先机 人们常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对于同一件事情，可能大家都是陌生的，但有的人能够快速地适应并处理好它，而有的人则不行。然而，那些能够快速适应的人，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对于问题能够提早下手，提前做好准备。当双方进行对抗时也是一样，要想获得主动，占得先机，就需要提早下手，在对方还没有行动的时候先对方一步，而这一步往往就打下了别人不曾拥有的基础，对今后的巩固和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可以说，先发制人的技巧是诸葛亮运用最多的一种手段，为自己也为蜀国谋取了巨大的利益和好处。 首先从诸葛亮个人来讲，从他出山之初且认刘备为主开始，便能体现出其先发制人的计谋。诸葛亮的家族并不是名门望族，他仅仅是一介布衣，并躬耕于隆中。但这样一个普通老百姓却成功地证实了刘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即使是平凡无奇的麻雀，也可以飞上梧桐变凤凰。那么，他所倚靠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先发制人的处事手段。试想，就算他文治武功样样精通，文韬武略无所不能，没有人认识他、知道他，他依旧只能够手握锄头躬耕于田亩之中，而就算他能够毛遂自荐，得到任用，其效果定然是没有刘备三番五次来请实际，并且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得到重用。可见，诸葛亮最初的成功就在于他能够先下手为强，散播自己的名声，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知名度，这样才导致刘备几次来请都要毕恭毕敬，无形之中把自己放在了主动有利的地位上。 再从诸葛亮为蜀汉立下的功劳来看其先发制人的技巧。三国时期，天下诸侯逐鹿中原，而对于人主们来说，荆州这块地盘就是战略要地，可谓兵家必争之地。曾有人感叹，得荆州者可得天下，虽然略微夸张，但由此可见荆州的重要性。诸葛亮在其《隆中对》之中就已经向刘备提出了荆州的重要性：“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如果能够得到荆州，从地理上来看就相当于把南中国一分为二，并且荆州地区水网密布，水势平缓，很适合建立根据地。这么重要的一块地盘诸葛亮怎么会舍得放手呢？ 荆州之主原是刘表，可刘表死后，其子胆小懦弱，投降于曹操，因此荆州为曹魏所得。赤壁之战后，曹操势力不得不退出荆州，这样，这块土地就存在了势力真空的局面。本来赤壁之战的主力是孙权的东吴集团，占领荆州核心南郡等地的也是周瑜的东吴势力，刘备虽占领了荆州大部分土地却不是关键之处。诸葛亮心知荆州之重，决定拿下整个荆州，于是先下手为强，趁周瑜与曹操的江陵大战还未结束，无暇他顾之时，巧设计策，让张飞乘乱夺下了整个荆州，而东吴再下手时，为时已晚。得地之利已经坐实，无从更改，然而此时东吴不干了，于是诸葛亮便巧设了名目，说刘备无地以自立，荆州之地当是向东吴借的好了。此时土地已在人手，孙权是想不同意也不行了。就这样，诸葛亮凭借先下手为强的技巧，帮助刘备成功夺得了梦寐以求的荆州之地。 自从刘备集团顺利地拿到荆州之后，便大大发展了自身实力，成功地从一个实力弱小无以自保的小团体发展成为一个能够与北魏、东吴分庭抗礼，且实力雄厚的蜀汉。可以说，有了荆州才得以落脚，有了荆州才打下四川，建立了蜀国，而这些，都是源于诸葛亮先发制人的处事技巧。而这件事的反面教材便是东吴的众人了，他们其实是相当“冤枉”的。刘备初期没有实力，所以孙刘联盟其实主要还是依靠东吴的兵将来挑起大梁的。曹魏来攻，与之对抗，是周瑜大都督成功打出了为后世所传颂的赤壁之战，这一战有效地阻止了曹操南下的步伐，挫败了曹军的锐气和势力，并最终将曹操赶跑了。而创下了战场首功的人，在分割胜利果实的时候，却被别人占了便宜，抢了先机，孙权真可谓是费了大力，却没有从中获利。其实，这都是因为没有抢占先机，没有做到先下手为强而导致的结果。 ☆、眼光要准，出手必狠 从古至今，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贤人必定是拥有独到的眼光，且能够抓住契机。他们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和结构，在最为恰当的时机选择出击，而且手段疾厉，击中要害，并且全力以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乱世出英雄，身处乱世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具有“眼光准，出手狠”的做事技巧。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智慧谋臣中的佼佼者，定然深知此理。 从诸葛亮初出茅庐之时，便能够在他为刘备分析天下大势的《隆中对》中看到其独到、智慧、准确的眼光。公元207年冬至公元208年春，在徐庶的介绍下，刘备三次到隆中拜访诸葛亮，在第三次成功得见并详谈的过程中，诸葛亮以著名的《隆中对》分析了天下形势：“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天下间的英雄豪杰都群起响应，将州改为郡，在一方称霸的诸侯可谓不计其数。曹操和袁绍相比较而言，曹操的名与利都不如袁绍，而且兵力又少，可是曹操却打败了袁绍，这种以弱胜强的事实，其一便是时机选择得好，其二还在于他谋划得当。此时曹操的大军已达百万，并且挟天子令诸侯，我们实在是不能够与他争强死斗。而孙权在江东，他的基业已经营了三世，他的地盘地形险峻，又得民心，孙权还能够唯才是举，他的实力也是很强大的，我们只能以他为援而不可兼并他。荆州北靠汉水、沔水，南边又能到达沿海，东面连吴郡、会郡，西面通巴郡、蜀郡，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可如今此地主人刘表却守不住它，我想这是上天专门拿来送给将军的，难道将军不想得到它吗？益州不仅地势险要，土地也肥沃广阔，是个好地方，高祖就凭借它建立了千古基业。可惜刘璋这个人昏庸无能，而且张鲁不断在北面威胁他。现在天下才俊都希望能找到贤明的主公来投靠。将军既是皇室后裔，声望也高，天下皆知，应该广收英豪，假如将来能得到荆、益二州，凭险而守，并和西边蛮夷交好，再安抚南面蛮夷，对外与孙权联盟，对内改革政治；等天下大势一变，就派一员上将领荆州兵攻下宛、洛两郡，将军亲自领益州兵攻出秦川，天下万民一定夹道欢迎。如果能做到如此，那么您就能够称霸天下了，汉室也可复兴了啊。” 从这篇《隆中对》中，可以发现，诸葛亮虽然身居隆中，躬耕于陇上，但他可不像一般的农民一样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地，他的视野广阔得很，并且，他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很透彻，可以说是头头是道、有理有据，这就恰恰反映出了其眼光的高远。试想，如果其没有这样独到的眼光，那么刘备在与他对谈之后，又怎么会认为他是天下奇才，能够助自己成就大业呢？说不定还会觉得诸葛亮只是徒有虚名罢了。所以说，打开诸葛亮仕途之路，为其以后的飞黄腾达造桥铺路的，便是这种眼光准确的本领。诸葛亮凭借着它成功地身居军师之位，为蜀汉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除了眼光要准之外，还要做到出手狠。对待敌人就一定要使出全力，不留余地。诸葛亮与司马懿可谓是老对头了，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必然是你死我活。诸葛亮在上方谷一役中，对司马懿大军采取了火攻的策略，算是下了狠手，差一点将老谋深算的司马懿逼入死地。 对于主公，诸葛亮可谓做到忠心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属下，诸葛亮可谓做到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于友人，诸葛亮可谓做到亲厚友善、尊敬宽待；而对于敌人，可就没有那么好了，必然是要辣手摧之，不留一丝余地，集全身之气力望一击而灭。可以说，魏蜀两国的关系必然是势不两立，最终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而作为两国的主帅，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关系也同样如此。 司马懿是诸葛亮的老冤家，同样是城府极深，有谋略有智慧，面对着这样的敌人和对手，诸葛亮不能心软，出手必须要狠。出手越狠越能打击敌人的力量，效果越是显著，要想不留后患，不让敌人有翻身的机会，就要实行铁血手段。上方谷一役是司马懿毕生以来最惨、形势最为危急的一次，而这一次便是出自诸葛亮之狠手，在滔天的火光当中，司马懿几乎已经放弃了，做好了败于诸葛亮之手、被烧死于谷中的准备，能够把一生小心谨慎的他逼到此等的境地，可见诸葛亮下手之狠。 ☆、将计就计，出奇制胜 将计就计可以说是较为高明的计谋，能够就其计而计之，借助别人的计谋实行自己的计谋。这种手段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当对方施计攻击自己的时候，对方必然会凭借手中计谋而洋洋得意，从而轻敌，这时自己表面上装作不知不觉，暗中却借助他的计谋编织自己的计谋反攻他，这样必然能够迷惑他而将之打败。诸葛亮乱世中求生存，可谓是在风浪里航行半生，指望一辈子风平浪静、风调雨顺，那是痴人说梦，当风起浪涌之时，想要不翻船，就得要头脑灵光，多想多算，灵活运用将计就计的处世技巧。 诸葛亮神机妙算，可谓是神人，其处世的技巧更是无可挑剔、出神入化。如果要说到他的将计就计的技巧，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三国名人，那便是周瑜周公瑾。周瑜本也是有勇有谋的能人志士，但他临死前却大叹：“既生瑜何生亮”，这恰恰反映出了二者在计谋的攻坚较量上，诸葛亮没少压周瑜一头，而他能够三气周瑜最终将其气死，也必然要用到将计就计的处世技巧。 赤壁之战时，周瑜故意刁难诸葛亮，便心生一计，催他在十天之内赶造十万支箭，诸葛亮怎会不知他是在故意为难自己呢？但山人自有妙计，诸葛亮成竹在胸，便一口答应下来，并将期限缩短为三天。既然周瑜设计陷害自己，那自己何不将计就计，让其无话可说，挫挫他的锐气呢？诸葛亮会看天象，他算到第三天江上会起大雾，便向鲁肃借了二十条船并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在船上装满草靶，在第三天趁着雾大敌人很难辨清时，驶到曹操营前摇旗呐喊，曹操不知实情，命人放箭，结果箭像雨点一样落下来，纷纷插在了草靶上，诸葛亮不费吹灰之力，便向敌人“借”了十万支箭，满载而归。这样既完成了任务，又破了周瑜的计谋，使得周瑜无话可说。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并能以此展现自己的才能，靠的就是自己的足智多谋，面对着周瑜的陷害之计，他不好推脱，更不好揭穿，既然如此，那何不顺着他的计谋来实现自己的计谋呢？在借箭而归后，周瑜是惊得哑口无言，自己不但没有把诸葛亮拉下马，还被他给利用了，扬了他的名。就是这样，诸葛亮将计就计，在与周瑜的计谋之争中获胜。 东陵大战之后，东吴一方因为刘备势力在荆州落了脚，占了便宜而感到很不自在。后又因刘备承诺过荆州是向其“借”的，于是便一直想向刘备讨回荆州。可是刘备也不愚笨，进了嘴里的肉，哪有吐出来的道理，便说等攻下西川之后再还荆州。当然话是这么说，刘备迟迟不攻取西川，东吴的人等得是绵绵无期，实在是坐不住了。这次周瑜又来主意了，由于想要攻取西川就必须要过道荆襄，于是他便想亲自途经荆州之地帮助刘备攻下西川，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是真的帮刘备卖力打仗，而是想要借机占领荆州，这样荆州自然就回到了自己的怀抱，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周瑜一厢情愿的“美丽”想法，诸葛亮看得明明白白、一清二楚。他仍然不出言反对，而是采用一贯技巧：将计就计。你来便来，我不去费力反对你前来荆州。周瑜哪知道自己的计谋早被识破，自己反而深陷于别人的计策中，结果还没到荆州，就被诸葛亮派人包围，最终旧伤复发，加之气急而不治身亡。 周瑜三番五次地设计打击刘备阵营，但却总是失败，不仅如此，他的计策还反而总是被诸葛亮拿来利用，将计就计，最后自己着了道，吃了亏，却又无处说理，从而惹得他满腔的怒火没处发泄，要不是怒气盈胸，他也不会早早被气死。而诸葛亮之所以屡次取胜，靠的就是他能掐会算，算准了周瑜的心思，然后将计就计，借他人之计酝酿自己之计，既平安度过危机，又迷惑了敌人，反败为胜。 ☆、假痴不癫，深藏不露 处世之道纷繁复杂，为引起上司注意可以“锋芒毕露”，但为避免招人猜忌却又要“假痴不癫”。《三十六计》中有云：“当其机未发时，静屯似痴；若假癫，则不但露机，且乱动而群疑；故假痴者胜，假癫者败。”可见，假作痴状，并非癫傻，而是一种掩饰自己的最好方式。既能够暗中积蓄力量，掩饰自己所行谋略，又可以示敌以弱，麻痹对手，使对手对自己放松警惕，从而使其漏洞百出。古往今来，谋士对决最为精彩的便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的较量。司马懿敢于并且有能力对抗诸葛亮足以说明他的智慧之大，而他更善于利用假痴不癫来掩饰自己。 魏明帝曹睿临终前，将幼儿曹芳托孤于曹爽与司马懿。曹爽乃是大司马曹真之子，魏武帝曹操族孙，身上流淌着魏国皇室血脉。虽然司马懿多次抗击诸葛亮有功，但他依旧知道自己是外姓，故而处处对曹爽表示敬重。而曹芳即位的前两年，曹爽凡事都与司马懿商议，二人均心系魏国。但不久曹爽便听信谗言开始排挤异党，想要独揽大权，而首当其冲必然是功高震主的司马懿。以曹爽当时的威望及势力在魏国也仅有司马懿一人可以与之抗衡，这一点不仅曹爽知晓，司马懿自然也了然于胸。而当时司马懿面对曹爽的排挤他心生一计——假痴不癫，装病在家。 司马懿将一身职务全都卸下，并在家中密切关注曹爽的一言一行，暗中组建势力。这无疑是当时司马懿最好的选择，如此一来，曹爽在朝中再无敌手，更加飞扬跋扈。但曹爽并非完全放心司马懿，熟读兵书的他也曾担心过司马懿是装病在家，于是派即将赴荆州上任的亲信李胜到司马懿家中查探。司马懿自然知晓李胜前来的目的，于是装作身患大病，见李胜时都需要两名侍女扶持才能坐好。喝水时嘴角溢出都不知，与李胜说话也显得有气无力。李胜说自己要到荆州就任，司马懿却说：“什么？你要到并州去？并州紧邻北方少数民族，你可要小心啊。”李胜无奈，只能纠正道：“不是并州，是我的家乡荆州！”司马懿继续佯装没听见，说：“什么？你的家乡是并州？”李胜多次纠正后，司马懿才说道：“哦，是荆州啊。我是老糊涂啦，耳朵也听不清了，今后为国建功就全靠你们年轻人了。”李胜见司马懿说话总颠三倒四、糊里糊涂，便不耐烦地离去了。李胜回到曹爽处禀报说：“司马老儿年迈昏愦，已经离死不远了。”这时曹爽才真正的放下心来。他哪知就在李胜走后，司马懿立刻精神焕发了。 第二年春，魏帝到郊外祭祖扫墓，曹氏兄弟自然全都前往，司马懿认为时机已到，他命令自己在军中培养安置的党羽，调兵遣将迅速抢占了曹爽亲信的兵营，夺了曹爽的兵权，并亲率大军前往城外迎接魏帝归来，曹爽所带亲兵自然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只能束手就擒。司马懿历数曹爽累累罪行，请示魏帝削其职务，关进大牢。面对着司马懿大军，魏帝也只能如此。后司马懿寻得借口将曹爽问斩，彻底地将曹爽的势力根除了。此时朝中再无对手。 可见，假痴不癫正是一箭双雕之计。司马懿的“不癫”使其在幕后操纵一切，建立自己的阵营，并拉拢军中大将为己所用。在天下三分的乱世，只有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才能争得一席之地。而“假痴”不仅能够躲避过曹爽的明枪暗箭，使得曹爽不再对付自己，还能刺激曹爽锋芒毕露、飞扬跋扈。锋芒毕露的曹爽自然会被君主猜忌，而飞扬跋扈也会遭到他人的厌恶，难免会与人结仇惹人非议。 无论哪朝哪代，都会有大鱼吃小鱼的事情发生，而小鱼生存的最好方式就是掩饰自己、深藏不露。因此，无论是为官之道还是经商之道，假痴不癫都是一种可以善加利用的计谋。善用者如司马懿，可以此来成就功业，只要懂得和做到假痴不癫，即使干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可以使人安然无忧。 ☆、克制低调，不愠不火 房玄龄身为唐朝重臣，手中拥有左右朝野的权力，但他为人却十分克制而低调，恰恰这种克制低调就是他的优点，让他在朝中的地位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他的名誉也如日中天，不曾受到损害，克制低调、不愠不火也是房玄龄为人处世技巧的一个重要体现。 当时朝中的大臣个个都是跟随李世民打江山的人才，而这些人的光芒非常耀眼，如魏征、尉迟敬德等，他们豪气冲天、激情张扬。他们虽然都是为国家着想，一旦就国家大事或者琐碎的小事开始争辩的时候，整个朝中就会不得安宁。他们桀骜不驯的个性经常会导致内部争斗的现象出现。而李世民本人也是年轻气盛，有时候也会脾气暴躁，但是安定下来会思考，面对这些有胆识、曾经帮助他打天下的好臣子，他怎么能使用武力或者权力去压制他们的火气呢，应用什么样的人或方法来牵制和影响他们呢？此时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房玄龄。 虽然房玄龄也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房玄龄与那些人不一样，虽说房玄龄尽管在处理大事上性情刚强，但与人交往、共事上性格又较为温和柔顺，最能让唐太宗李世民满意的是房玄龄从不居功自傲，行事克制低调，对人不愠不火，这样一个没有个性没有火气的人，正适合做一个大唐朝中的稳定器，于是在众多功勋卓越的臣子中，他选择了房玄龄为宰相。 房玄龄没有辜负李世民的信任与希望，在贵为宰相后，始终发扬着他那原有的克制低调、不愠不火的处世风格，他就像稳定器一样，一方面为太宗分担朝中政事，让他耳根清净，另一方面又为朝廷培养德才兼备的文武大臣，这也就保证唐朝向着盛世迈进。 在日常朝中议事中，房玄龄也常与人争辩，但是他争辩的时候却十分克制低调，他有着极强的忍耐性，从来不会火冒三丈，任何事情都会笑呵呵地向别人解释或说明，面对这样克制低调的处世性格，朝中的大臣无一不把这个看似“软弱”的宰相当成自己的出气筒，有时就算一个小小的官吏也敢对他嘲笑讥讽。一次，房玄龄生病在家休息，有一个小官吏说笑：“宰相生点小病的话，前去拜望还是有好处的，若是病入膏肓了，也就没有拜望的必要了。”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房玄龄的耳中，房玄龄非但没有生气，后来见到了那个小官吏，竟然与他微笑对话。如果没有深厚的品行修养，怎能对一个位轻言微的官吏的恶毒讥讽而低调克制、不愠不火呢？ 房玄龄在朝中除了被大臣们当成出气筒之外，更多时候还被皇上当成出气筒。因为，李世民也是一个急躁的人，他常常在房玄龄面前大发其威，房玄龄从来不会顶撞也不会与李世民争辩，而是默默接受李世民的火爆脾气。同朝为臣的魏征对房玄龄的做法感到非常不解。因为魏征是一个敢于直谏的臣子，他从来不会逆来顺受，就算是皇上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他也要理直气壮地争辩，他哪里知道，房玄龄心中非常明白，作为一个帝王，李世民是个非常贤明的君主，他懂得治理国家，愿意听从臣子的意见，乐于和勇于纳谏，但是李世民又是十分傲慢暴躁的人，有时候与魏征争吵起来常常喋喋不休，彼此之间心里都很不平衡。这时候房玄龄就懂得做一些自我牺牲——当李世民的出气筒，让李世民在他这里都能得到平衡和缓解。 经过房玄龄这个朝廷的稳定器的调节，朝中的大臣们终于不再激烈地争斗了，懂得了稳定和团结，同时也都看清了主要的方向，并且集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包围在李世民身边，为贞观之治的到来营造了坚实的条件。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房玄龄克制低调、不愠不火的益处，也体现了他聪明绝顶。可以说，他的克制不张扬、低调不失节、不愠含威、不火显刚的处世技巧使他赢得了全大唐人民的爱戴和敬仰，就在房玄龄去世后，李世民还实行了三日停朝，含泪缅怀他。 ☆、恩威并举，御人服众 人活于世，要活得有章法，在处理事情方面，要懂得应对，想要应对得好，就要有技巧。越是成功的人士，越是大人物，他们的处事方法越是灵活多变。不要认为只有小人物才乐于耍小技巧，其实，那些大人物们也无时无刻不在运用着它。 曹操，天地一枭雄也！一生纵横捭阖，挥斥方遒。如此厉害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成就旷世之伟业，离不开他处事的小技巧——恩威并举，御人服众。曹操对部下赏罚得当，敢奖敢罚，赏罚必行。这样做一方面充分调动了部下的积极性，让部下更加有干劲，另一方面又使部下对他敬畏有加，服服帖帖、忠心耿耿。 当年曹操出兵攻打南边的张绣，不慎打了败仗，为了保存实力，只好带领部队先行撤退，曹操部下首领夏侯惇所率领的青州部队（属于曹操嫡系部队）里的不少士兵，借着这个机会到老百姓家哄抢粮食、牲畜，霸占民女，抢人钱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军法中提到，遇到这样祸害老百姓的士兵将从重从严惩处，格杀勿论。面对青州兵的违法乱纪行为，身为首领的于禁当机立断命令自己的部队对祸害百姓的士兵就地剿杀，以泄民愤，好给受害百姓一个交代。没想到，青州部队倚仗自己是曹操的嫡系部队，平时优待惯了，不但不自我反省，反而还心怀怨恨，不知羞愧地恶人先告状，在曹操面前装无辜，还诬陷于禁，说他对曹操的领导不满意，要造反。曹操听到嫡系部队首领的这些煽风点火的话，怒发冲冠，马上带领大部队去找于禁兴师问罪。 于禁被曹操质问，并没有急着为自己辩解、申冤，而是先去忙着安营扎寨，以做好防御敌人的准备。果然，于禁刚把部队安置妥当，张绣的两路大军就杀气腾腾地冲过来了。于禁由于准备充分，这一次终于打退了追兵，并且又夺回一百多里失地，打了一个大胜仗，曹操也因此反败为胜了。在战斗结束后，曹操找到于禁，向他问及事情的来龙去脉，于禁将事情原委一一陈述。曹操这才恍然大悟，他拉着于禁的手，连连称赞于禁是自己不可多得的将才，并且还主动向于禁道歉，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诚意。不仅如此，曹操又赏了他很多金银珠宝，还给他升了官。而对于那些诬陷于禁的嫡系部队里的官兵，曹操一点也不手软，统统给予军法处置。于禁知道了这件事后，更加对曹操感恩戴德，并发誓要对曹操尽忠到底，以身报之，肝脑涂地。曹操就这样成功地笼络住了自己手下将领的心并整肃了军队的纪律，以警示那些将军法不放在心上、散漫惯了的属下。 可见，这种恩威并举的手段恰恰就是一种御人之术，同时体现了曹操处事的英明之处。部下们看到他如此公正严明，自然在心中对他是更加敬佩。然而，要做到恩威并举、御人服众又绝非易事，其中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 恩威并存 无论是对属下恩赐或威吓，需要兼而有之，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一味地实行一种政策，一定会失之偏颇。比如对一个人只看到其优点并大加赞赏，而对于其不对的地方却不加以指正，那么这个人就会被宠坏，从而变得骄纵无礼。反之，若是只去批评打压，那么他就会受挫失去信心。别人的心理平衡很重要，一旦被打破，想要再来挽救就更加困难了。曹操做得很好，既褒奖于禁，又打压进谗言的人，对二者都进行了公平的对待。这样处事，于人于己都有益处，可谓是手段独到，恰到好处。 2. 把握喜好 每个人都喜好利益，都对利益有所追求，有句话叫“无利不起早”，只有人的心中拥有对利益的渴求，才会更加努力地奋斗，以达到愿望和目标，获取心目中的利益。而每个人所追求的利益又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人爱名，有的人爱钱，有的人两者皆有之。这就需要施恩者把握好下属的所求，让他们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否则，你的奖励给出去了，却不能给下属以动力，这就得不偿失了。 3. 学会舍得 无论对下属是赏是罚，都必须要学会舍得，正所谓有舍才有得。要奖赏别人，那么就不要吝惜自己的金钱和夸奖，奖赏分量够重，他人才能重视，并视为动力；惩罚也是一样，不能因为受罚之人是自己的亲近之人就无端地对其法外开恩，这样反而会害了他，同时对自己的名声影响也不好，于人于己皆是不利的。所以一定要掌握好度，做到舍得。 有了上述经验，那么也就更容易学会曹操的处世之道，像他一样，在生活中动动“恩威并举，御人服众”的小技巧。 ☆、目标长远，狠对自己 人生漫漫长路，在途中遇到挫折、坎坷也在所难免。想要迈过一道道坎儿，就一定要经历磕磕碰碰。胸中无理想、无抱负的人，常常会因大事惜身、小利舍命，终究是难成大事；而胸怀鸿鹄之志的人，无论大事小事，都会严于律己，身上带着一股狠劲儿，对别人狠，对自己同样一丝不苟。曹操作为一代枭雄，狠劲儿自然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自己也同样是“狠到家”。他的处事技巧便是要成长，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在关键的时刻，曹操能对自己狠下心来，所以他不会有那么多踌躇和犹豫，也不会在事后有那么多无谓的回望，他把后悔的时间都用在了向前看、往前进，将自己的精力都放在跨越障碍上。所以，他能够做得比别人更好，取得更大的成就。 然而，当同时期的为政者们左顾右盼、患得患失时，曹操的脚步却走得铿锵有力，也正是这种狠劲儿，让曹操自己不断坚持。最终，三国鼎立，唯以曹魏势力最大、实力最强，并且奠定了吞并蜀吴进而统一天下的基础。那么，曹操是怎样运用发狠的技巧，对自己也狠劲十足的呢？ 公元197年（建安二年），曹操亲自率军，打算南征宛城张绣。张绣的谋士贾诩听说曹操来攻，便劝谏张绣前去投降。张绣听从了贾诩的建议，随即派他去联络曹操。曹操同意了张绣的投降请求，便引兵进入宛城屯扎。但曹操也有犯错的时候，他做了两件愚蠢的事情，一是纳张绣的婶婶邹氏入房，二是赏赐张绣的贴身爱将胡车儿，这让张绣是又恼又怕，于是举兵谋反，曹操不知其会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逃跑途中被乱箭重伤，自己的长子曹昂被杀，大将典韦也因护主而死。对此，曹操痛心不已。照此来说，曹操便与张绣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他定是要将张绣置于死地才能后快，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公元199年（建安四年）官渡之战前夕，张绣准备择曹袁二人之一降之而不能决定，谋士贾诩对张绣再次谏言说：“袁绍此人，连兄弟都不能相容，又怎么会容得下天下的国士呢？与其投降袁绍，还不如再次投降曹操，这是最为合适的了。因为其一，当今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诸侯，我们投降他是归附大汉，名正言顺；其二，袁绍如今强盛，我们这么点人马，袁绍怎么可能看中我们而重用我们呢？而曹操则实力稍弱，如果能够得到我们的支持，必定是欢喜异常；其三，但凡是有称王逐霸的野心的人，一定会将私人恩怨放在一边，并以接纳我们的举动来向天下人彰显他的爱才及宽容之心。希望将军不要再疑虑了，速速做决定吧。”于是，张绣听从了贾诩的话，再次向曹操归降。这回曹操便要考虑了，在中箭丧子损将之仇和联绣抗袁的大形势之间的抉择来看，曹操确实对自己够狠，因为在大势之下权衡了个中利弊之后，他最终还是将仇恨搁置在一边，接受了张绣的投降，并宴请张绣，拜其为扬武将军。在怀有深仇大恨的情况下，曹操为了自己的事业和胜利，他不惜向自己的敌人伸出了友谊的橄榄枝，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确切地说，我想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这不得不说明曹操对其技巧的贯彻是多么彻底——要想实现心中的大目标，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由此看来，曹操的处事小技巧不仅针对敌人，有时候还会针对自己，对自己来说这种技巧是残忍的，但对于成大事来说又是必要的，同时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曹操之所以为大人物、大枭雄，就是因为他处在常人不可逾越的高度，他知道使用“狠对自己”的技巧，要想实现心中的远大理想，这是必经之路。 ☆、假装糊涂，赢得人心 有一句话叫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其实，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一代枭雄的曹操明明白白，人在特定事件和环境面前要学会糊涂，能够原谅别人，才能原谅自己，否则，生命将是痛苦的。因而他在处理敏感特殊事情上，总会运用着这样的技巧——“假装糊涂”。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的大将颜良等人围攻白马，拉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的序幕。官渡之战，曹操是以弱胜强，打败了当时北方最强大的袁绍势力，从而为统一中国的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战，曹操不仅显示出了其出色的指挥能力，同时还体现出他对下属的宽容和大度，堪称完美之战。这可以说是曹操一生当中最为华丽、精彩的篇章。他在这次战役结束后，就运用了“假装糊涂”的处事技巧，从而赢得了下属甚至是天下人的称赞。 在官渡之中，曹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袁绍大败，只得仓皇败走，连文书档案和财物辎重都来不及带走。然而，当曹操在处理袁绍留下的书信时，却发现有不少属下与袁绍有着书信往来，而且信中的内容有着暗通媾和的嫌疑，这明明就是要谋反。他身边的谋士曾劝说曹操，让他对暗自通信的人逐一点名，然后全部以死罪论处。按说自己与袁绍开战，自己的手下却与敌人不清不楚，这是任谁也不能接受的，大家本来以为曹操会听从谋士的建议而将意图反叛的人都杀了，可是这一次，曹操并没有这么做，这让所有人都大感意外。他说：“当时袁绍势力强大，我与他为敌，连自己能不能保全尚不可知，更何况是其他的人呢？”说完便一把火将所有的书信证据全部都烧掉了。有了这次烧书信的事件以后，冀州各个藩郡便出现了很多向曹操投降献城的诸侯。因此也为曹操日后扫荡河北、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曹操的“假糊涂”技巧可谓是运用得恰到好处，为自己赢得了十分明显的政治优势。 面对官渡之战，曹操实际上是打赢了两场战役——一场是军事战，即奇袭乌巢，打击袁军的后援物资补给，从而胜利；而另一场则是政治心理战，焚毁手下暗通袁绍的书信，这种“假糊涂”技巧一出，顿时便树立了自己宽厚待人、体谅下属的政治形象，手下将士们从此更是对他感恩戴德，从而稳定了军心，同时还赢得了河北各番郡的好感，纷纷前来投效。 从某种意义上说，曹操火烧书信，同之后的火烧赤壁、火烧连营一样，都为三国时期天下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从而为后来三足鼎立的态势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曹操此种“假糊涂”的处事技巧应该算是历史上的一个大计策。曹操对手下密谋造反装糊涂，是不是因为他真的宰相肚里能撑船，气量宏大、为人宽宏、不拘小节呢？当然不是！可以说，曹操火烧书信的做法大大出乎当时人们的预料，这件事并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不然在历史上他也不会被一些人称为“奸雄”了。那他为什么突然间“性格”大变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种做法完全是因为政治需要，只是一种处事技巧而已。 袁绍家事显赫，家族在汉朝四世出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这是曹操没办法与之相比的，所以，要抗击袁绍，最好的办法就是赢得人心，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曹操的“假糊涂”技巧就是要笼络人心。相比之下，袁绍也是糊涂的，可他的糊涂不是像曹操一样假糊涂，而是真糊涂，他为了逃命，最后连重要的信件机密都抛下了，这正是一种对别人不负责任的表现，恰恰反映出了他在政治上的愚蠢，自此以后谁还敢将身家性命托付于他呢。 可以说，曹操烧书的“假糊涂”处事技巧与袁绍丢书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导致了二人最终的结局截然不同。所以，我们也应该借鉴曹操的“假糊涂”，学会包容，而不要像袁绍一样“真糊涂”，自毁长城。 ━━━━━━━━━━━━━━━━━━━━━━━━━━━━━━━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十里丹青】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